鄭邦鎮
前臺南市教育局長
靜宜大學台灣文學系在彭瑞金教授七十榮退前夕，傾力舉辦「點燃台灣文學的火種──彭瑞金教授與台灣文學」學術研討會，以表示對彭教授的推崇與珍惜。這個眼界及做法，令人感動，也令我想起台南市兩所小學自尊自強、志氣崢嶸的動人往事。
先是地處偏鄉東山區西拉雅族部落的吉貝耍（西拉雅語木棉花、班芝花）國小，新銳校長鄭富仁倡議全校展現西拉雅族善跑的傳統族性，發起以全校親師生跑操場的儀式，要募集15萬元，充作帶領全校師生參觀台北101大樓的經費。辦法是每人每跑學校操場一圈，就由國泰人壽公司贊助1元，而累積攜手跑操場15萬圈人次，真的獲得15萬元的捐助，果然實現了全校到台北參訪101大樓的偏鄉宏願。這項有志竟成的集體行動，成功凝聚了全校的志氣、自信和向心力。
大約同時由於賴清德市長為兌現「以文化立都」、「書香大台南」、「為孩子裝上飛向夢想的翅膀」三大政見，即使在財政困難的執政初期，仍然勉力優先編列了1.2億元預算，要把全市國中小學校圖書館設施「誠品化」；在該筆預算仍有所不足的情況下，希望各校號召事業有成的傑出校友，帶頭盡力回饋母校，共同築夢。這項號召，贏得各方好評及熱烈響應，成效卓著。然而西拉雅部落吉貝耍國小，校史雖已九十年，卻因全校學生數僅三十多人，不易獲得相關回饋。於是鄭富仁校長又發願，以自身參加全台十場全程馬拉松，盼能募集30萬元，來完成學校圖書館設施升級。他的構想是號召300熱心人士，拜託每人各為每場馬拉松贊助學校100元的方式，籌資30萬元。結果，旅居海外的台南勝利之聲廣播電台李明威董事長，看到電視新聞，大受感動，立即贊助25萬元；加上學校親師生、熱心民眾的小額捐款，以及林志玲姊姊慈善基金會的贊助，很快完成目標，而建立了具有西拉雅風格的吉貝耍國小圖書室，使全校師生從此受益，而鄭富仁校長仍舊兌現諾言，繼續跑完十場的全程馬拉松！
另一個故事是，座落安平新學區的安平國小，規模龐大，但由於創校才17年，最初的校友也才剛退伍，初入社會，尚無事業有成的傑出校友能夠回饋。資深校長顏憲文決心號召螞蟻雄兵，以聚沙成塔的策略，「種下喜閱幸福樹，及今植造希望林」。他接受我的提議，仿效靜宜大學陳玉峰教授為靜宜大學募款籌設台灣第一個生態學系所時，以疼惜點滴滋養，任何一筆大大小小捐款，一律化作一片嫩葉來記載、感謝的作法，在安平國小校門穿堂上裝置每棵代表十萬元的十棵閱讀藝術幸福樹上，請各方大德為枝條添綠。教育局長率先響應認養了第一棵，於是各方踴躍跟進；學生中更有一位小六生，在畢業前夕，慨然捐出自己歷次代表學校參加游泳比賽所獲得的優勝獎金，希望造福學弟妹。由於這個小朋友感人的行動，於是風起雲湧，一時近三百萬的捐款到位，學校如期完成佔地五間教室的環保節能「幸福圖書館」。在啟用典禮上，校長邀請到安平金曲獎歌王謝銘祐，帶領全校師生、家長、各志工團員及各方賢達，以及到場觀禮的區長、會長、局長，同台合唱祝福歌聲；局長更當場宣布自己卸任後，就到安平國小圖書館擔任志工。「台南愛讀冊」的召喚，就這樣預告著幸福的願景。
為了認同靜宜大學長久以來為台灣土地文化及人才培育所作的努力，尤其是靜宜大學中文系、台文系，及各界矚目的靜宜大學台灣研究中心創立的標竿價值，彭瑞金教授不但奮力扛起台文系的系務，甚至在我退休後，慨然繼起，長年肩負著台灣研究中心的義務重擔，且創發無數，直到七十榮退那一刻。我相信因著這些台灣意識能量的感召和蓄積，所以今天靜宜台文系、台研中心的績效，無人能夠忽視。至於台文系在彭瑞金教授七十榮退的前夕，籌辦了這一場指標性的研討會，其志氣和眼界，當然更勝過前述兩所小學的典範！
台灣晚近在抗爭與掙扎中成立的台灣文學系，歷史僅約20年；其中靜宜大學台文系及台灣研究中心成立於2003年，就在歷史只有短短14年的2017年，竟能比國立學校更自尊自信地辦理以推崇個別成員學術貢獻與時代意義的主題學術研討會，透露出彭瑞金教授的學術成就，誠然意義非凡。尤其台文系上下，在賴松輝主任率領下，不但提前安排紀錄片導演，分頭私下訪談各方對彭瑞金的印象，而拍攝剪輯成一個惜別巡禮短片；更在當事人不知情的情況下縝密籌備了紀念性的學術研討會，如同舉辦了讓當事人意外驚喜的生日派對一樣，真是用心良苦！
然而感人故事尚不止此。當傳統出版業蕭條的今日，系上傾力辦完學術研討會後，歷時兩年，終無餘力編印出版這一次研討會的論文集時，最後竟由昔日靜宜中文系門生兼台灣研究中心執行長溫宗翰君，以標示希臘神話豐饒之神而創設的「豐饒文化社」，一肩扛起這一項學術研討會的豐饒成果，在台灣文學界平添一段佳話。在這樣的因緣下，豐饒主人出面邀請我擔任本書主編，我自然不能推辭，事實上這是我雀躍的任務和格外的殊榮！
我從靜宜中文系退休（2010）已10年，然而我正是當初在中文系和趙天儀、林茂賢並肩籌設兒童文學研究室、台灣民俗文化工作室，以及2003和趙天儀、彭瑞金、林茂賢等等並肩奮力籌設靜宜大學台灣研究中心和靜宜大學台文系的一員。尤其以中文系主任而身負台文系籌備主任的重擔，更須時時奧援台文系成立初期的多方需求，以免在全國大學的台文學界尚未站穩腳步，且條件脆弱的年代，由於得不到國家資源和社會認同的挹注，而陷入營養不足的情境。
當時那樣的前瞻考量是必要的。鍾肇政先生1996年10月在他的《台灣文學十講》的第一講開頭，就提到我對「中華民國」的大學中文教育的批判。他直接引述了我1994年在台師大發表的論文〈反對建立台灣文學系所的制式迷思〉裡的一段話說：
在這種政府規範下的中文系、國文系，一方面因受限而只滯留在一個無法田野調查、沒有競爭對手、不准接觸、未曾到過的「罐裝中國古典文學」的標本裡；另一方面又壟斷了所有號稱「本國」的語言文學文化的學術和教育頻道。影響所致，這樣的中文系、國文系培養出來的師生，在經過幾十年近親交配繁衍出來的徒子徒孫，多半頑固反動，不但直接阻礙了台灣兒童和青少年的文學視線，也間接影響了台灣青年的國家認同。所以態度上往往是台灣本土文化覺醒運動的怠惰者；表現上是台灣社會改造運動的缺席者；而本質上更可歸類為台灣政治民主改革路上的被改革者。這樣的人竟是全台灣各級學校教師中最大的一群。
鍾老雖說我這段話不免令他驚訝，而我的理解是，鍾老其實是為贊成而引述的。我個人對中文系、國文系的這番批判，至今並無改變。更應該說，多虧台師大人文研究中心主任莊萬壽教授擎天一舉，早在1994年就破題第一遭，首創「第一屆台灣本土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整個系列至今薪火相傳，2021年推出第12屆。莊教授是「中華民國」境內尚無「體制內的」台灣文學系所時代的獨醒者。何況對照年輕後進台師大教育所陳銘凱碩論《文學教育的台灣本土化》）（2004），興大台文所林真珠碩論《台灣文學體制化歷程研究》（2010），長榮台研所蕭燕琳碩論《台灣文學年鑑建置緣由與階段特色》（2011），南藝大博館所王素惠碩論《台灣文學館的角色定位與營運績效》（2013），亦皆可參驗時代背景及大歷史的可能趨勢。
回看彭瑞金教授七十榮退時（2018），我先已從靜宜中文系退休（2010），離開台中八年，漸漸較少靜宜校園的訊息。即使這一場「彭瑞金與台灣文學的本土化」學術研討會，我事前既無所悉，當天也只是為了迎接他的榮退，而匆匆趕到，出席最後一場次的綜合座談而已。所幸於靜宜台文系賴松輝當任主任時期的團隊與豐饒文化社編輯部，已先後銜接，擘劃周全，此刻我只需輕鬆「主編」一下就行了。
然而，75年來加總設有六、七十個學士、碩士、博士班之「中國文學系」的「中華民國在台灣」，雖然阻擋不住時代潮流，而終於「許可」了台灣可以有台灣文學系時，「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國學界」竟沒什麼準備，不但必須仰仗白色恐怖下受盡壓迫的小學自然科老師葉石濤的《台灣文學史綱》，蔚為大學台灣文學系的教科書；而且「中華民國教育部」1997年在出手阻擋「非台文系出身的」張良澤出任台灣第一個體制內的真理大學台文系主任失敗後，再也阻擋不了葉石濤、鍾肇政的嫡傳，異軍突起的高中國文老師彭瑞金，以蓄積數十年的親炙力學，以出類拔萃的台灣文學評論論著，加上台灣本土文學標竿期刊《文學台灣》無人能及的總編輯，不但成為道道地地的大學正教授，甚至成為繼起建構台灣文學本土化的巨擘。
對照本文篇首的小學與靜宜台文系的表現，在在說明了不妄自菲薄的重要，和敢開風氣的價值。看看李登輝總統執政時期力推的《認識台灣》；陳水扁總統執政時期成立的國立大學台灣文學系、「國立台灣文學館」；蔡英文總統執政時期頒布的《文化基本法》和《國家語言發展法》；再看看彭瑞金教授在台灣文學本土化長跑路上所展現的驚人毅力與不屈靈魂，憑著這些，我們應能領會愛默生說的「一個人只要知道自己要去哪裡，全世界都會為你讓路」的真諦；也更能見證「一把牽一把，摩西手牽約書亞」的啟示。這些，莫非就是台灣文學的「出埃及」！
只是在靜宜大學召開這場研討會當天（2017.12.16），趙天儀教授翩然到場勉勵的情景猶在目前，而今他已花葬草山，回歸大地了。現在本書付印在即，謹匆匆綴上這些感觸與回顧，權充這本論文集的「主編序」。感謝本次研討會籌辦團隊、所有參加論文研討的學者、師長、同學，以及惠然肯任的豐饒出版社。
鄭邦鎮 敬識 2020.10.10.於臺南
內容連載
台灣文學的燃點：
彭瑞金教授與台灣文學學術研討會專題演講發言紀錄
彭瑞金
靜宜大學台灣文學系教授
從我站上講臺算起，到今天，我已經在講臺上站了45年4個月又16天，再一個半月後，我將站好站滿45年半，正式退休。45年半裡，有27年（含服兵役1年10個月）是高中老師，有18年半在大學教書。這學期開學時，我以無比輕鬆的心情向有大四同學選課的班級說，每年都要送走一批畢業的學生，今年終於要比學生早一個學期畢業了。從當學生到當老師，我已經邁入第64年沒有離開「學校」了，面臨畢業，心裡的確有些震盪，但我已做好準備。那就是沒有準備就是好的準備。我每星期二、三、四三天，還是會準時開車來學校（如果大門守衛讓我進來學校的話），走進我固定上課的教室。以上純屬黑色幽默。兩個禮拜以前，我去參加任教中學時的退休人員聯誼會，聽到有位前同事說，他在校門口遇到過兩位退休多年的前同事，要回學校上課，找不到教室。忽有所感，擔心自己離開學校這唯一的人生戰場會不會也迷途！
二十年前，我內人就建議我退休，她很有氣魄地表示要養我，她認為我不適任教師，請聽清楚，不是「不適任教師」，她認為我應該去做別的事。18年前，我已下定決心申請退休，但絕不是中學退休到大學教書。我唸到大三就放棄考研究所，我知道自己的體質和中文系的課程不合，所以不會憨狗肖想豬肝骨到大學教書。我所以沒有準備沒有計畫地到大學教了18年書，有兩位關鍵人物，一位是林政華教授，一位是鄭邦鎮教授。從鍾理和紀念館籌建階段，我和鍾鐵民幾乎每一年都想辦法辦一場「笠山文學營」（形式、名稱不一），1998年的夏天，新上任的系主任，林政華，很謙虛地報名參加，聽了我的講課，課後問了一些我對新設立不久的臺文系的意見。我已完全忘記那次文學營的講題，以及和林主任的談話內容。1998年秋季開學不久，林主任即來信邀我到尚未改名的「淡水工商管理學院臺灣文學系」任教，正在趕辦聘任手續以及和校方爭取聘任職級等問題，因為我沒有學位、沒有大學教師證，過程一定非常辛苦。隔年，第二學期開學不久，林主任即告知他已和校長談妥了聘任我的條件，以副教授最高職級聘我。這時，我在中學的退休令也核准了，所以，我不是為了到大學教書才辦理退休的。1999年5月，我籌辦了「葉石濤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林主任在會場裡把聘書像頒獎一樣頒給我，我於是成為大學教師，銜接得這麼密合，也讓許多人誤會我是為了到大學教書才辦理退休的。
我在真理大學（1999年8月，淡水工商學院改制為大學。）任教兩年半，每週排三天課，每週往返左營、淡水，但必須提早一天出門。學校給我的是專任副教授的全薪，一切福利也都比照，除了詩及母語課，我負責的都是臺文系的核心課程。嚴格說起來，我是全力以赴的。大約是第二年的下學期，校方有人表示對我一週只排三天課有意見，說是該留校五天。我告訴林主任，如果要上班五天，我可能做不到，等於一週有六天要在為此五斗米來奮鬥。那時候，系上連助教都沒有，只有一位工讀生，連影印機也沒有，也沒有研究室（只有辦公室），沒有圖書、沒有資料，也沒有現在的谷歌可以找資料，我什麼事都別做了。真理大學發給我的聘書前兩年都是一年一聘，雖然我領的是專任的薪水，聘書上卻是兼任，條件是我不可以報請教育部申請大學教師證，其實我根本不在乎，只是覺得林主任盛情難卻，過過大學教書的癮也不錯。所以，若因為一份薪水就要把整個人賣給學校，我會立刻掉頭回去。至今我仍不知什麼原因，第三年就只發給我半年的聘書。所以，我當了兩年半的「黑牌」教師。
張良澤在《臺灣文學評論》上寫了一篇章，批評真理大學早期的「兼任」教師太在乎名位，暗指這些最早為真理大學打拼的臺灣文學人，都紛紛掛冠求去，缺乏道義；別人離職的原因我不知道，我純粹是因為聘書到期。當然，我也有跳到黃河洗不清的地方。最早一批在真理任教的臺灣文學人都是兼課，只有我是「專任」，而我離開真理後，立刻來到靜宜任教。張良澤指的缺乏道義的人，應該就是我。
2001年的夏天，我在臺灣文學館籌備處的一場會議上遇見鄭邦鎮教授，他剛結束總統大選，回到學校回鍋當系主任。他問我在哪裡高就，接著又追加一句，為什麼不到靜宜教？在這之前，我曾經在他引薦下在靜宜兼過兩個學期的課。那時候的我，已不需謀職，真理若正式開口要我上班五天，我一定立刻回家給內人養。所以，我只是半開玩笑地說，靜宜又沒有說要聘我？鄭主任是一個大家都望塵莫及的行動派，他回到學校立刻就要中文系助教和我聯絡兼課開課事宜。2001年的第一學期，我來這裡兼課，第二學期就成了專任教師，我是2002年的2月1日到職，到退休時，剛好16年。鄭主任以「特約助理教授」聘我，據說，他向學界多位行政經驗豐富的文學界人士請益的結果，認為這樣勝算最大。鄭主任問我，我能不能接受？我只擔心一個問題，當時政府單位都規定標案的計畫主持人需有副教授以上的職級（不問是否黑牌），我只擔心正在執行中的「葉石濤全集」編輯計畫未能繼續執行，所以，我只能跟鄭主任要求，萬一遇到這種情形，他的執照要借我，擔任計畫主持人。所以，張良澤冤枉了我，我到靜宜來，是降級。我的聘書第一條附約是︰「中文系不聘講師」，意謂，將來我若拿不到正式的教師證，連退路都給我封死了。張良澤不知道我背後有靠山，不教書也有人已答應要養我。說真的，那時候，不再繼續教書，要做什麼，我的心裡是非常篤定的。不過，坦白說，18年半的大學教師生涯，我已非昔日之我，也可以肯定，如果不是遇上林政華、鄭邦鎮兩位熱心人士，浪跡江湖18年半之後的我，也不是今日之我。容我在此時此刻鄭重向兩位致上深深的謝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