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買票大觀園——推陳出新的賄選手法

金錢，不再是買票唯一工具

台灣的賄選文化，不是單純的市場商業交易，而是夾雜著複雜的中國國民黨恩庇侍從關係，也利用威權司法操作，以利於樁腳賣命依指令進行，並遵循各自的人脈網絡進行買票，才能順利達到交換選票、獲取勝選，得到掌控政權目的。

針對賄選所利用的恩庇侍從，東海大學教授陳介玄就社會學的觀點，將其人脈網絡的形成模式分成三種：派系網絡、樁腳網絡、俗民網絡。地方派系所經營的形形色色、錯綜複雜關係，構成多元化的型式，做為各型樁腳買票系統之人際關係的路徑依循。

研究台灣選舉的美國學者雪萊里格爾（Shelley Rigger），則把樁腳也歸類為三大類：政治性樁腳（例如村里長、鄰長）、社會性樁腳（社會或商業網絡）、組織性樁腳（農會、工會等），與陳介玄的歸類方式與名稱頗相似。這些人際關係網絡，是傳統賄選動員的基礎脈絡。

王金壽教授研究指出：「樁腳並不是任意隨便向與他熟識的選民買票，而是向與樁腳有一定社會關係的人買票。而且經過詳密的買票作業分配方式，與選民最有密切社會關係的樁腳，將被分配到向該名選民買票。一般選民很難拒絕這種夾雜社會關係動員的買票，社會關係不僅保障了賄選的不被檢舉，同時也使得買票與選舉動員的效果達到最大。」

什麼是「社會關係」？動員的脈絡又是如何？他認為賄選幹部不怕被抓的理由，一是政府不會抓，二是所有候選人幾乎都有買票。但以上理由，不足以解釋選民不會檢舉買票。

王金壽表示：「一般選民之所以不會檢舉，或願意接受樁腳的買票，是因為向他們買票的樁腳和選民有某種程度的社會關係（親戚、朋友、鄰居）。檢舉買票，代表檢舉者與樁腳之間的社會關係的絕裂，每當一個樁腳只負責近親或是社會關係密切者，就同時替買票建立了穩固的防護網。」

台灣民眾對賄選多所詬病，國內學者對此也有頗多撰述與研究，歐美是民主政治起源地，其實於實施民選初始，也走過賄選的難堪過程。

早年於國立政治大學任教的項昌權教授，就過去辦理選務有如此描述：「在一個沒有民治習慣的社會……在初學民主的國家，選舉發生情弊在所難免的。早期的選舉賄賂，大都一包味精、一包香菸、一塊肥皂，或者10元、20元，至多50元。

因訟案被傳至法院應訊，已經倒楣得不償失，如果承認還要判刑更是受害，所以受賄人大都否認，免得受害。在第四屆省議員與第六屆縣市長選舉監察檢討會議，主張增訂檢舉賄選給獎辦法列入檢討結論。」

東海大學邱英智碩士論文指出：「台灣選風的敗壞，自何年何屆選舉開始？並無定論。1946年台灣省參議會選舉，幾無賄選情事，為多數訪談對象所肯定，但是自1950年第一屆民選縣市長選舉開始，送味精的賄選行為已漸漸產生，至第五、第六屆縣市長選舉，金錢的污染遍及全台。」

中山大學吳俊昌1992年碩士論文有一番見解：「買票模式分為兩種，一種是傳統式，另一種則名為方塊作戰。傳統式的買票作業由候選人的樁腳們，抄下可掌握的選民名單，交由總部核對姓名、地址、投票資格、是否重複等，再將錢交由樁腳下去發放。其優點在於不會浪費過多人力與時間，缺點則是難以掌握游離票。

方塊作戰模式則將選區分成若干區域，以人際關係（通常是地緣）為基礎，進行買票作業。優點在容易掌握選民動態，而缺點則是需要付出大量人力與時間。這兩種方式是台灣買票動員中最為常見的模式，事實上候選人往往並採此兩種方式。」

政治大學陳陽德1988年博士論文，曾把上述選風敗壞歸因於「一個單純社會開始邁入劇烈變化的時代。」不過，成功大學教授李伯岳指出：「然則在賄選盛行的情況下，政府執法單位缺乏能力加以取締或究辦，而多數民眾亦不視收受賄選金錢或財物等，為嚴重之違法或悖德事件，如此對於民主政治的確立，自然有極大妨害。」

政治學者吳重禮、嚴淑芬也就文化、制度、政黨、候選人層面做出分析，認為不管賄選的成效如何，由於有諸多賄選動機交雜存在，使得從事賄選者大有人在，且賄選動機甚少是單一面向，並都希望透過賄選，達到利於勝選的多項目標。

在此一時期的賄選，漸漸走向以現金買票方式進行。檢調司法單位對賄選不作為時，選前要求地方樁腳「期約」選票，或於選後依得票比率「後謝」。如果採用現金進行的操作的話，最為簡單順暢；當司法獨立改革與國民黨侍從主義崩潰後，現金買票卻是人贓俱獲的最佳證據。

各政黨因為查賄政策，隨即依黨性與地域風俗民情等，迅速改變行賄手法。在中央與地方政黨輪替之後，從以往的現鈔買票，改以遊走法律邊緣，各自衍生出對己黨最有利的動員群眾與賄選模式。

最典型的就是「假造勢真出遊」、「假募款真餐賄」，參加造勢也順便出遊，真正購券者少，「吃免驚」者多。真假夾雜、有無各俱，黨工與樁腳各顯神通，以利於日後檢調查獲時，都有人證、物證可當遁詞。

針對歐美國家早期賄選情形，政治大學江肇國2004年碩士論文則指出：「買票行為可追溯到民主政治起源的英格蘭，當時具投票權的貴族階級，以招待選民飲酒與食物為主。當政黨與合法選民數量大增後，送禮與金錢等行為更形普遍，暴力威脅、軟禁選民等行為也時有發生。

選舉時，許許多多站壁的選民徘徊逗留，目的就是為了等候尋找最高價的買者，以便出賣選票，民眾咸認出售選票也是自己的權利之一。

美國俄亥俄州亞當斯鎮由於選民彼此熟識，是提供樁腳買票很好的社會情境，候選人要求在選票上做記號，以確認銀貨兩訖，候選人也會請投票所官員查看選民是否投下相符的一票（亮票）。

監票員還會觀察選民投票時肩膀的動作，以判斷選民所投的是哪位候選人？而選民也普遍認為，買票錢是前往投票所花費時間的合理補償。甚至有政黨付錢，勸使對手的支持者在家不去投票。」

從以上研究與描述，西方民主的初期，賄選、暴力與選舉也是如影隨形。台灣民主制度逐步建立，人民投票權的行使也只歷經數十年經驗學習，傳統以金錢、賄禮等賄選模式，在社會變遷中也有諸多變化與調整。

綠營，獨特的收買模式

隨著司法獨立改革，以及國民黨恩庇侍從主義的崩潰，加上工商發達、人際社交往來頻繁，政黨、政治人物、候選人為因應司法查察賄選法令，以各種技倆加以規避，賄選模式也隨時代、地域、族群不同而隨機調整。

買票技巧猶如變形蟲的例子，隨處可見，1980年代後期，民間流行「大家樂」、「六合彩」賭博，有意行賄的候選人與樁腳，於選前即依附於時興玩意，以利其競選買票。

政治大學王亦彬碩士論文提到：「在1992年立委選舉，出現了一種彩券式的買票方式，又稱為選舉六合彩。彩券式買票的運作有兩種模式：第一是由候選人的樁腳開盤與選民對賭，賭勝者可得到一定倍數的獎金；第二種則請選民先繳交若干費用購買餐券、競選衣帽等當作憑據，如候選人順利當選，則可憑餐券衣帽可換回不等的現金。

這樣的買票方式，一來可利用選民想贏錢的心態，激勵選民積極拉票；二來就算面對檢調查察，候選人犯的不過是賭博罪，不會被判決當選無效，也不會影響當選資格；且就算不幸落選，候選人也還有一筆不小的賭金收入。」

台灣刑法第1條開宗明義：「行為之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亦即採罪刑法定主義，法無明文規定的就不罰，讓有意行賄的候選人、樁腳，設計出形形色色花招。

即使遭到查獲，由於依法無據，即使遭起訴，最後在律師舌燦蓮花的巧辯維護下，終究難以定罪，故「年年出新招、屆屆耍花樣」，勇於跟查賄行動近身纏鬥。

每當新的行賄手法出現，查賄機關只能在事後亡羊補牢，在媒體與民意的嚴厲批判聲中，或者在選後的檢討會上，提案修改查察賄選法令章則與要點。

如需修法者，由法務部轉送行政院，再轉送到立法院﹔即使排入議程，在政黨與特定黑金立委層層「把關」下，所增修法條不是尚有漏洞，就是互有矛盾。行政機關為迴避上述困境，只能在頒訂行政查賄要點中，擬具較嚴密的規章，以便對付政治人物與樁腳機伶買票手法。

賄選手法可說是林林總總，不一而足。歷次選舉之前，法務部都會召開選前反賄選及查賄工作座談，並就新的賄選模式擬定新的反賄選策略。

比如2005年的三合一選舉，賄選花招百出，根據法務部「第十二任總統副總統及第七屆立委選舉反賄選及查賄工作綱領」，其中即擬出「本部就目前蒐集之情報資訊，尚發現下列賄選手法，請各檢警調機關應特別注意防範：（1)藉無摺存款之方式存入現金買票。（2)分段接力買票之方式。（3)車上交付現金賄選之方式。（4)以拉抬股價等方式賄選。」

黨外時代與民主進步黨初創時期，只要選舉提到賄選，常跟國民黨陣營聯想在一起。早期地方士紳大都靠向國民黨，國民黨也都眼尖的儘找些闊爺出來參選，一來有錢好輔選，二來士紳平時人脈廣闊，可用來動員買票的網脈多。部分選民則視選舉賄款為「爺兒散財、政府退稅」。

反正，司法查賄政策冷漠低調，碰到對手大張旗鼓的反賄選挑戰，金牛候選人態度曖眛、閃躲迴避；如果下游賄選被抓，樁腳自行擔待，競選總部迅速切割斷尾。若不幸幹部或總部被人贓俱獲，立刻承認係報恩自掏腰包，候選人以忙於競選、對賄選情況一無所知而撇清。

草根起家的民進黨早期加入者巨富商賈不多，少數財力不錯的參政者，礙於黨的人脈、社團、組織動員網絡有限，還是只能停留在「揭發弊端、文宣造勢」、「搖旗吶喊、野台造勢」方式，聚攏人氣與拉抬選情。

即使有錢，也發不太出去，或不太敢發出去，更礙於既然痛責對方買票，自己有錢也不好意思買票，或只能「點」狀發放，所以只能一路高喊「抓鬼」、「反賄選」口號。

民進黨候選人選前常找對手簽反賄選公約，或到神壇斬雞頭、到城隍廟詛咒，或在鄉下貼「買票死了了、賣票死翹翹」靈符等，利用宗教習俗嚇阻善良選民，也利用反賄選噱頭搏得媒體版面，真是省錢省力。

從經濟上來講，利用各方盲從、無帳捐輸、游（油）刃有餘，以此方式打起選戰可說輕鬆愉快。因為執綠旗參選有這種優勢（有人說成好處），執政期間，私下的「政治獻金」更是數倍成長。故從中央到地方，不管派系、山頭、樁腳幹部，護己地盤者多，擴大社會層面少，從後來的初選「排藍條款」可見。

保護派系或自己拿到綠營代表權，自忖靠著「搖綠旗、穿綠衣」，就可輕鬆享受政治利益。只要代表綠軍選贏了，江山利益儘歸派系幹部或私人；選輸了，還是掌控綠軍在該選區發言與代表權，等待下次選戰機會。

長期的流派鬥爭，加上排擠新血注入，人才匱乏的窘境，從阿扁當選總統八年期間，很多縣市依舊推不出鄉鎮市長候選人，以及28場補選全軍覆沒可以證明。黨的人才缺乏與戰力疲態，顯露無遺，卻少見反省與改革計畫。

地方山頭仍然大言不慚，高嗆30年前的「不支持綠營就是不愛台灣」口號，自欺欺人。霸佔地盤、鬥垮同志，讓掌握中央執政資源的民進黨，選戰模式慢慢走向迂腐短視路線。

有怎樣的執政黨就有怎樣的反對黨，日益茁壯的民進黨在羽翼漸豐，以及從地方到中央得到政權之後，手握龐大行政資源，不但有樣學樣，也針對支持者的特性，發展出政黨獨特屬性的賄選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