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我看泰源事件

多年醞釀泰源事件

（一）台獨份子只是少數？

我曾對張炎憲教授說，希望他能幫我們做泰源事件的專題。因為常常聽到大家在講台灣獨立，我很不客氣的說，大家都只是在要求別人而已，獨立那麼簡單嗎？為了台灣獨立犧牲的人不到二十人，如果付出這麼少的代價就能獨立，那台獨很簡單就可以達成。泰源事件是一件以台灣獨立為主題所發動的軍事革命，雖然環境很艱困，但是仍然有動手，泰源事件是一件轟轟烈烈的事情。

起事兩年前，蔣介石接見美聯社記者，他說，台獨運動是一小撮海外失意的政客，島內根本沒有台獨運動，台灣也沒有政治犯。我們看到報紙後就說，那我們是為了什麼被關？當時至少有兩百多人因為台獨被關，如果沒有台獨份子，那我們關在這裡做什麼？因此我們覺得應該讓我們的聲音傳播出去。

泰源事件當中，彭明敏不是主要因素，而是很久以前就已經在醞釀這件事了。1963年我們被關在軍人監獄，是由警備總部管理，叫做「警備總部看守所安坑分所」，一棟只有六、七十人，另外有一批人是在新店採砂場，擔任挖石頭、洗砂子的工作，這個工作比較辛苦，但是也比較自由，這批人每週都要回監獄拿藥。我們都覺得這裡的管理比較輕鬆，每天的工作就是養豬、種菜。當時蘇案已經判決確定，關在這裡的人以海軍陸戰隊的居多，大家長期和外界隔離，過了八個月，1964年3月被送去泰源。

當時泰源是一間新的監獄，所以需要人手到外面勞動，獄裡有一個菜園，都是無期徒刑的犯人。外面有一個農耕隊，每天早上出門，到山裡面勞動，一直到晚上才收風。出去的時候，也不用帶手鐐腳銬，可以滿山去跑，監獄也不擔心，因為有外役保證人。而且歷史上只發生過兩次逃亡事件，其中一件的主角是原住民，聽到自己的女友變心，就逃出去把情敵殺死，後來就被判死刑。事實上，整個台灣是一個大監獄，只是大監獄、小監獄而已。

（二）和各界建立感情

泰源政治犯先和當地原住民建立感情，甚至到可以讓原住民少女不願意和監獄管理人員交往的程度。此外還有天主教會的神父，他們對政治犯也很同情、照顧。另外還有台東教會，是由獄方引進的，每週由一位牧師進來傳教。

以往警衛部隊都是老兵，到了台東的時候，警衛部隊由台東野戰師派一連過來擔任，成員以不再是老兵，而是台灣充員兵，連幹部包括連長都是台灣人。當時大家也沒什麼事做，整天到山上打獵、到溪邊抓魚、打籃球、排球等等，和警衛打成一片。

曾有一位警衛連連長是政工幹校出身，他的同學黃聰明也被因政治案件被補，當他擔任泰源監獄警衛連連長時，就到處打聽他的同學是不是也在這裡。後來他為了保持聯絡，他就組一個球隊，讓大家可以一起打球、交往。

不過警衛連的部隊常常輪調，政治犯都要重新開始培養交情，事發當時的部隊是半年前才來的，可見那個年代台灣青年都很好溝通，大家都有台灣意識。當時的輔導長也是台灣人，鄭金河曾問他，如果發生某些情況，國民黨要他屠殺政治犯時，他會怎麼做？他回答，大家都是台灣人。所以我們都受到鼓勵，認為可以一搏。但是難免有一些顧慮，畢竟輔導長是由政戰系統出身，不知道他的想法是不是會有所變化。此外，我們跟一群台灣士兵都已經談好了。

當時由於我擔任醫務所的外役才能自由進出，可以去獄外，也可以進入牢房聯絡事情。本來我是不能擔任外役的，是其他人幫忙積極活動，加上我父親是中醫師，家裡開中西藥房，並且由醫務所主任擔保，所以才有大約三個月的時間在泰源醫務所的藥局擔任外役，配藥兼注射。

醫務所有四個外役、三個醫官，醫官當中一位是中校主任，一位是上尉，另一位也是上尉；不過醫官都是掛名的，都不做醫療工作，而是由犯人醫生代替執行，一位是空軍總醫院中校，另一位是台灣人林金煌，是婦產科醫生。

成也民族情感敗也民族情感

美麗島事件後，黃天福曾經問我：「施明德說泰源事件是他領導的，真的嗎？」我認為，是真亦假，有些受難者對施明德很不滿，因為他們認為，施明德與泰源事件有很深的關係，他卻對受難者及其家屬都沒有什麼照顧；李昂在《施明德前傳》中寫到，施明德在泰源事件中是「被告知者」，這也是事實。說起來很矛盾，何以施明德會是領導者也是被告知者？因為他知道事情的進行，也很積極的參與，只是，起事當天並未通知他。

泰源事件活的人當中，瞭解事情完整經過的人可能只剩我一人。包括參與者鄭正成，出獄後都還要問我才能得知事情的來龍去脈，鄭金河曾經交代他，出獄後一定要去找他的「好朋友」，這個好友會把事情告訴他，鄭正成於是就來找我。當年他們六個人被捕後，一人一間，但是可以看到彼此，也可以利用開庭結束時，偷偷講幾句話，鄭金河那時也不敢對鄭正成明講要來找我。

鄭正成的精神狀態有受影響，疑心病很重，但是他並不是靠裝瘋賣傻就能躲避死刑，主要是他說：「我不知情，我是被逼的！」他不知情是真的，他說被逼是假的。他當然或多或少知道事情的經過，但是他不是策劃者，所以他連那一天要動手都不知道，當時他和我同一房，動手的前一晚是農曆正月初二，他還對我說，隔天要帶我到山上，那時我就在想，明天就要動手了，你怎麼還會想到要去山上，可見鄭金河到那時候都還沒有告訴鄭正成。我揣測，鄭金河是想在動手的時候再通知鄭正成，什麼原因我不知道。

當時，我問詹天增事情他都說不知道，要和他討論他也拒絕，他說：「酒菜準備好，要開動了再叫我！」意思就是說，他是個老粗，不懂什麼規劃事宜，只是要行動的時候再通知他即可。他事先就有跟我講，他告訴鄭金河別把我拖下水，為的是留一個活口，為後人留下這段歷史，這件事沒有其他人知道，只有我和詹天增知道而已。

（一）事前規劃　幾大難題

其實我個人並不贊同，因為太困難了，可能成為無謂的犧牲。監獄裡設有電台，由一位上尉通信官駐守，而且所有單位都有外役人員，就只有這個電台沒有外役，也沒有士兵，據我們瞭解，通信官每隔三十分鐘就要跟台北對呼，保持通信暢通。這也是難以解決的問題之一，如果把他殺死，就沒有人跟台北對呼，若是威脅他和台北保持通信暢通，沒有人知道他用了什麼密語和台北對談。當時的構想是兵分兩路，直達台東，一支控制電台，另一支控制變電所，因為如果只佔領電台，對方斷電，我們也沒輒。控制電台後就把我們的理念傳播出去，能撐多久就撐多久，最後大家一起在電台及變電所犧牲，這是原擬的計畫，沒有人還會想到要活著離開。

當時他們幾個策劃者有犧牲的準備，但是對我來講，我認為一旦事發，是所有人都要犧牲，而不是只有衝出去搶奪武器的人犧牲而已。但是，事發後他們六個人未能衝回牢房把押房的人放出去純粹是意外，這件事會失敗的關鍵點完全不在事先的預料之中。原本我們認為比較大的困難是路程問題，如果我們越獄成功，從泰源到台東市區還有一大段距離，根據我的經驗，軍用卡車以六十公里時速前往台東市區也要兩個小時，如中途被阻斷，我們屆時要如何前往台東市呢？這是第二個難題。

第三，在我們多年來的規劃裡，警衛連的官兵已經不是問題，獄中有位傘兵營營長因為緬甸煙毒案件被關，姓唐，而且被判死刑，所以他毫無顧忌地告訴我們台灣傘兵部隊的佈置和值勤狀況，他說，台北的傘兵來到台東只需要40分鐘，這是我們最難以克服的問題。

1969年10月江炳興來到這裡，我們也有秘密管道和謝聰敏保持聯繫，江炳興和吳俊輝告訴我們彭教授已逃亡海外，不過我們不知道他如何出國，這件事加強了我們的決心，我們要有所動作，發出聲音，才能讓外國知道台灣也有政治犯。1970年元月，我們接到訊息，彭教授已經在國外，我們要有所動作，讓彭教授在國外的談話能有具體的事例。彭教授的事情不是泰源事件的起因，因為我們的計畫已經籌畫了四、五年了，彭教授的訊息只是強化了我們行動的積極性，他事前也不知道我們的想法。

江炳興是被判十年，在台北已經關了六、七年，他是外役的，意識型態很堅定，當時獄中紅白對立的情形很嚴重，他常常跟別人起衝突，所以才在1969年10月被送來泰源，照規定，新來的受刑人需三個月才能調外役去，但是獄方的少校保防官是江炳興官校的同學，他就問江炳興需要什麼照顧？江炳興就要求調到外役工作，所以他來不到三個月就可以調外役。江炳興一方面有受過軍事訓練，一方面自己也很積極，所以就很積極參與泰源事件的策劃。

我們在獄中一直有一個矛盾，外界為何那麼安靜？因為沒發生政治事件，可見外界很平靜。另一方面，我們也擔心，如果外面有什麼政治事件，獄中的人比較危險，因為統治者可能會對政治犯進行屠殺的動作。因此，若要顧慮自己的安全，那台獨運動不會有前途，如果外界有動作，我們獄中的人就比較危險。

（二）你不抓我　我不殺你

此案的靈魂人物是鄭金河。原計畫是正月初一就要行動，但是那天部隊放假，有一部份和我們配合的充員兵放假回家，初二才回來，所以改成正月初三行動。因為泰源有八個崗哨，其中大門兩個哨沒有子彈，另外六個哨有實彈，行動時必須先由六個人去拿下他們的槍彈。衛兵是在中午十一點換哨，由一個外省班長帶領，事前陳良已經在汽車修理場把鐵器磨成尖刀，一人一支，以此做為武器，當六個哨點都換上自己人後，班長行進至距離大門一百公尺處，鄭金河動手刺了班長一刀，詹天增再補一刀，以為兩刀足以致死，隨即把他踢下邊坡。

原計畫是要衝去彈藥庫拿子彈，因為下哨的槍沒有子彈，但是沒想到班長沒死，他還高喊：「殺人啦！救命啊！」此時一位行政官路過，他看到鄭金河等人有槍，趕緊逃跑，鄭金河馬上開一槍但沒打中，要再發第二槍時卡彈了，無法擊發，其他人則是有槍無彈。原本此時是要去彈藥庫拿子彈，然後衝回牢房，但是此刻全部的人都聽到槍聲，正在用餐的警衛連放下碗筷，一群人直奔上來，看到鄭金河等人，也都面面相覷，不知如何是好。

當天連長請假，由輔導長代理，十點半的時候，鄭金河等人有去找輔導長，告知他待會有所行動，事情都安排好了，但是那天是過年期間，輔導長沒待在辦公室，鄭金河找不到他，只好按照原計畫行動。那天東西都準備好了，誰負責開車，油也加滿了。原本鄭金河想早一點跟輔導長講，但是被其他人勸阻，怕萬一輔導長去檢舉，豈不是前功盡棄？所以一直到確定要行動了才去找輔導長。

輔導長跑上來時也看到大家面面相覷，一般情況下不是我們殺你（阻礙革命者必須消除），就是你把我們抓起來，但是他也不下令抓人，反而還對那六人說：「快走！快走！」而鄭金河也不願意殺輔導長，因為輔導長雖不是支持者，但至少是同情者，大家平常都很聊得來，意識型態也相符合；如果他是外省人，當場把他殺掉就好了，偏偏他不是，大家就這樣僵持了十多分鐘。由於彼此有民族情感的存在，你不會抓我，我也不會殺你。

當時大家將此事當作是革命，原訂計畫是控制官兵後，把官兵關到牢房裡。由於大門的警衛沒有槍，原訂是拿到彈藥後，回到牢房打開受刑人的房門，紅帽子的如果願意參加就來，不願意的就關回去；至於白的，尤其是台獨份子，都要參加。當時絕大多數的人都是願意參加的，因為平常你是怎樣的人都看的一清二楚，對於那些不能信任的人也都事先封鎖消息，不讓他們知道。

（三）獄方竟與我們成了命運共同體

這是第一件也是最後一件台灣真正有武裝軍事行動的事件。出事第二天，泰源監獄由憲兵接手，包括警衛也是。據說，原警衛連被調去烏坵駐守。另外，有一個警衛連的阿兵哥原本也要參與，但是事發當天他輪休回家，並未實際參與，後來他聽到事情發生，就不回部隊，變成逃兵，後來就用平民的身份受審，警備總部判他無期徒刑，他沒有和我們關在一起，聽說也是關十五年之後出獄；其他警衛連的人都是由陸軍總部審判，我們比較欠缺這方面的訊息。

最令我們活著的人感念的是，這個案件中犧牲的人完全是自我犧牲，沒有牽連到其他涉案人，他們完全沒有供出其他參與者，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不過，這跟監獄的態度也有關，因為獄方和我們利害與共，形成命運共同體，出事後，獄方也有管理不善的缺失，況且獄方人員被我們滲透也是事實，有三件事可供佐證：

出事後，我們幾個人在一起，第二科科長就找了一個外役的去談話，問他：「你知不知道鄭金河跑去哪裡？」他回答不知道，科長就說，不知道就不要亂講話，如果有人問話的時候不要亂講話，回去同其他人講。

到了第三天，情報局的人來審問我們，獄方人員會在旁作陪，他還替我們講話，說這個人很老實、很守規矩等等，情報局的人就罵他：「閉嘴！沒有問你，你不要講話！」從這兩件事我們發現，獄方不曾對我們這麼好，可見獄方和我們利害與共。

此外，5月母親節的時候，獄方讓我們寫信回家，限兩百字以內，但是我寫了超過兩百字的信，當時我以為自己也過不了這關，大家都有隨時要「去了」的心理準備，保防官就把我叫去，責問我寫那麼多字幹嘛？我說，因為我思念母親，他就說：「你有想到你母親嗎？你如果有想到你母親和家人，就不會做這樣的事！」我反問：「我做了什麼事？」他接著說：「你心裡有數，大家心照不宣。我們也是考慮到利害關係，要不然你也跑不掉！將來他們幾個都要槍斃的！」這時我就明白獄方也不想擴大事端，因為他們自己也跑不掉，後來那五人就在5月30日犧牲了。

1971年國民黨要對政治犯減刑，先進行調查，一些抓鈀子為求表現開始檢舉，都是那些外省紅帽子的在檢舉。當年紅白對立很嚴重，出事前有位調到泰源不久的左派青年，風聞白的要殺紅的，很害怕，就去向獄方要求安全保護。其實事前有一小部分紅帽子的已經知道我們在做什麼，他們的立場是：「樂觀其成。」即他們事先不參與，一旦事發，再見機行事。事件失敗後，一些比較有義氣的紅帽子的，也沒有把事情講出去，維持起碼的道義。而有去檢舉的都是外省紅帽子的。

政治犯1951年送去綠島新生訓導處，那不是監獄，而是兵營。後來為了開發綠島，引進職訓隊，1965年政治犯送泰源，刑期較短的人則送去台北。泰源事件後，國民黨覺得不放心，所以在綠島第三大隊蓋了一間感訓監獄。我在綠島監獄服刑期滿後，被送去綠島新生訓導處留訓，政治犯會被留訓的原因是，找不到保人，精神狀態不佳者，另一個原因則是延訓，俗稱留訓，這種都不會告訴我們實際原因，像柏楊也被留訓八個月。

獄中生活概況

泰源監獄位在台東縣東河鄉北源村，獄內的總務與管理事務由行政單位一、二科分別負責。醫務所和二科位於監獄的大門和中門間，而從大門出去，地形為一下降的斜坡，延伸至溪邊，政戰室、一科和警衛連等都位在大門外，養豬場也蓋在溪邊。監獄的外役分成農耕隊、樵木隊、養豬場等，例如鄭金河就是養豬場的外役，雖然養豬場每天有一個人留宿在那裡，但是鄭金河還是跟一般外役一樣，晚上要回到押房裡睡。外役早上六點鐘起床，六點半就到工地工作，早餐也是在工地吃，白天的活動範圍包括了整個山區，要上山砍柴、挖野菜餵豬等等。整體而言，這些外役的行動十分自由，可以在四下無人的山腳下、山頂上和溪埔地談話，也因此我們才可以與山上各部落的原住民建立感情。

仁、義兩監的走廊兩側各有二十幾間押房，前面的三到五間是外役的房間，後面則是一般的押房，兩者的差別在於外役的房門沒有上鎖，可以自由出入，直到收封點名睡覺，他們就必須進來。一般的押房一天有兩次的放封，早上的放封時間是六點到六點半，可以洗臉、刷牙和散步，然後七點吃早餐；下午的三點開始，一次兩間押房的人輪流出來洗澡。另外，因為體育場只有一個，所以仁、義兩監每週隔天輪流使用體育場，運動時間較不一定，放封時間則是兩監一致，但中間是隔離開的。放封時，照規定兩監的人犯彼此不能講話。

泰源監獄內有一座仁愛堂，它是類似禮堂的一棟建築物，好比我們常說的中正堂、中山堂，仁愛堂內有小台子、座椅，這裡除了做為放電影之用外，也是我們上課的地方。犯人按程度分為高級班、中級班以及研究班，高、中級班才有上課，研究班則不上課，只是每三個月交一篇讀書報告。泰源監獄雖然名為感訓監獄，獄內也設有感訓組，但實際上泰源的感訓教育既無教官的編制也無教材，只是一種「應付」教育，而人犯之所以會去上課，主要是因為押房內很悶熱，大家可以利用上課的時間透透氣，況且課堂上也不嚴格，一直到我離開都是這種狀況。對此，監獄的態度也十分坦白，開宗明義就告訴我們，「我們無法改變你們的思想，你們要想什麼是你們的自由，但是不要表達出來」。比方說我們每一個月就有一次的小組討論會，依照獄方所給的題目進行討論，每個人的發言條都是抄書抄來的，然後上台照念一遍，應付了事。

曾經發生過一件事，凸顯了當時的感訓教育並不確實。我記得那次是陳三興上台念完，接著輪到一位姓李的同學，他推拖說：「我是抄他（陳三興）的，他念完，我就不用再念了。」長官回說：「誰不知道你是用抄的，大家都是抄來的，你就念一念，應付一下就好，你連念都懶，還承認你是抄誰的，老油條也不要到這種程度！」所以換句話說，這些長官也知道他們沒有能力改變我們，但是大家約法三章，只要我們不鬧事，他們就不會找麻煩，我們刑期到了就出獄，而他們輪調時間到了就離開這裡。這是當時監獄管理的情形，所以才有機會讓我們進行這麼多的事情，如果管理很嚴格，內外的同志哪有辦法串連？計畫要如何推動？

事件發生的原因

泰源事件發生的原因可分為遠因和近因。當時牢裡的人雖然熱衷政治，但一般的比較缺乏政治分析力，只是一心想反抗國民黨，所以我們經常與獄友們做政治分析，我們談到有關蔣介石曾對美聯社的記者說：「台灣沒有政治犯，只有一小撮的失意政客在海外搞台獨。」那我們這一、兩百個台獨的政治犯是關假的嗎？後來江炳興帶來彭明敏教授成功逃出去外國的消息，與江炳興同案的吳俊輝曾經和彭教授關在一起，彭教授要逃亡前夕，就曾與他們保持聯絡。因此泰源事件可以說是由島內發聲，要支持人在海外的彭教授，否則要如何說服國際相信台灣有獨立的聲音。與此同時，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次即將不保，我們判斷，如果國民政府退出聯合國，就意味著美國不支持台灣，這樣台灣會發生危險，基於此台灣必須要有獨立的行動，這是事件發生的近因。而從1960-1964年期間，島內還有台獨運動的發展，之後就不見任何的反對運動，也更不用說台獨運動了，加上廖文毅又「投降」回來台灣，士氣可以說陷入一片低潮。因此在這段時間內，如果沒有人來發動，台獨會變得沒有聲音，這是泰源事件發生的遠因。

泰源事件的計畫醞釀極早，從第一批調出去的外役開始，他們可以在山上自由行動，於是觀察四周地形，覺得可以做一些事情，不過都停留在想法階段，並不具體。之後隨著時間的累積，漸漸熟悉環境，與山地部落也建立不錯的交情。要到事發前的四、五個月，計畫才轉趨成熟和積極，而計畫之所以會轉為積極、變得具體，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江炳興來到泰源監獄。江炳興屬於激進派，他來之前整個行動一直沒有領導中心，他來了之後才開始積極推動，這是屬於人的因素；第二，警衛部隊每幾個月就輪調一次，若不轉為積極，則好不容易建立關係的警衛連又被調走，我們是否還有發動的機會？這是內部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