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一個歌舞伎町，兩種故事
不斷傳頌的歌舞伎町史
二○一五年（平成二七）四月、日本於太平洋戰爭戰敗後的七十年，歌舞伎町再度吸引了世人的目光。因為，這裡突然出現巨大的哥吉拉。
歷經泡沫經濟而失去的二十年，歌舞伎町至今仍飽受不景氣這種病症的侵蝕。穿過電影或電視中經常出現的「歌舞伎町一番街」牌樓，邁步走向過往坐落著「新宿 KOMA 劇場」（下稱 KOMA 劇場）、「新宿 MILANO 座」（下稱 MILANO 座）、「Grand Aodeon 座」等的廣場，現在沿途則充斥著「風俗案內所」。過往的大型商家相繼倒閉後一直閒置的廣場一隅，出現了一座東寶公司持有的複合型影城與旅館，就位於往昔KOMA劇場的舊址上；從這棟「新東寶大廈」八樓俯瞰新宿的哥吉拉，是否能成為這個城鎮的新地標呢？
歌舞伎町是二戰後從廢墟中建立起來的演藝娛樂城。昭和二○年（一九四五）四月，空襲將這區夷為平地，當時出現兩名男子提出要以演藝娛樂城予以重振的偉大構想，他們就是時任角筈一丁目北町（歌舞伎町舊町名）町會長的鈴木喜兵衛，以及東京都計畫局都市計畫課的課長石川榮耀。
在町會長與都市計畫家兩人描繪的重建計畫裡，這個因戰敗而化為殘磚廢瓦的城鎮將以廣場為中心，四周並列著劇場、電影院、夜總會等，組成一個龐大的娛樂中心，再於周圍配置商店街──一個由民間主導、總面積近三萬坪的街區規劃工程就有了雛型。演藝娛樂城的藍圖公布於尚有許多人為糧食不足所苦的昭和二一年（一九四六）春，對當時淪為戰爭廢墟的此地來說，應該算是迅速為重建敲下了一記拍板定案的槌聲。
然而，之後因為建築限制、存款封鎖、物資不足等種種因素，計畫觸礁，原本為建設歌舞伎劇場而於昭和二三年（一九四八）命名的「歌舞伎町」，最終劇場卻未能建成。鈴木喜兵衛在困頓中使出一招，即是斷然於昭和二五年（一九五○）舉辦了「東京產業文化博覽會」，之後將用於博覽會的展場改建為電影院；加上兩年後，西武鐵道把路線從高田馬場延伸至歌舞伎町，此地的發展性終於受到矚目。昭和三一年（一九五六）末，被視為歌舞伎町代名詞的KOMA劇場落成，從重建計畫公布後歷經十年歲月，演藝娛樂城「歌舞伎町」終於完整呈現世人面前。
上述過程在鈴木喜兵衛自著的《歌舞伎町》（大我堂，一九九五年）及非虛構作家木村勝美的《新宿歌舞伎町物語》（潮出版社，一九八六年）中皆有詳盡介紹，特別是木村著作中收錄許多鈴木喜兵衛親近友人的訪談，今日也成為珍貴的史料。只要觸碰到歌舞伎町的歷史，無論何種形式的研究、書籍、演劇等，都受惠於該著作，本書亦不例外。
不過在某個時刻，我們察覺到除了眾所周知的「歌舞伎町史」之外，尚存在著「另一段歌舞伎町史」。接下來將詳細闡明的，便是這「另一段的歌舞伎町史」。
始於花道通某閣樓的故事
事情可以追溯到十年前。二○○三年（平成一五）八月，筆者參加了一場「扛起歌舞伎町的華僑們」街頭導覽行程。當天在歌舞伎町所屬之「新宿區役所」正門玄關集合，參加者約超過二十名，一行人在擔任講解的黃清林（時為自由新聞社社長）、其女黃東生（時任職日華資料中心），與簡憲幸（事業開發顧問）等人的陪同下，於豔陽中繞著歌舞伎町漫步，講解者則皆為台灣人。
歌舞伎町原本有許多台灣人與在日韓國人、朝鮮人所經營的俱樂部、夜總會和愛情旅館，日本進入泡沫經濟期後，來自大陸的中國人驟增，而俗稱「快活林事件」與馳星周的小說《不夜城》形塑了中國黑道主宰此地的強烈印象。我自然認為本次活動名稱中的「華僑們」也包含出身大陸的中國人。然而，看著講解者的成員，我終於察覺「這裡所謂的華僑指的是台灣人啊……」
行程首先來到位於靖國通九層樓建築裡的高級中華料理店「東京大飯店」，創始者李合珠是客家人，出身台灣桃園，除了經營餐館外也參與多種事業；接著我們來到位於區役所通及花道通轉角的「風林會館」，要說它是但凡舞台劇、電影或小說出現歌舞伎町就必然會登場的代表性建築，可一點也不為過，是棟從上到下包含了夜總會、撞球場、咖啡館等的綜合休閒娛樂大樓；創建者為林再旺。過去附近還有台灣料理店「台南」和「梅園」，特別是「梅園」，據說照顧過不少來自台灣的陪酒女郎。
沿花道通向前，接著出現的「ACB會館」也是出自台灣人之手：位在五、六樓的音樂展演廳被稱為「New ACB」，是為了與過往新宿三丁目風靡一世的「新宿 ACB」作區隔。另外，位於花道通往內的一條街上，還有一處可容納現場樂隊演出的高級俱樂部「CLUB LEE」，所有者也是台灣人。最後來到「KOMA 劇場」。隔著廣場的兩棟建築：「HUMAX Pavilion 歌舞伎町」（舊「新宿JOY PACK大樓」）和「HUMAX Pavilion Annex」（舊「地球會館」），都是此地重要的台灣華僑林以文所建設。林以文因戰後重建期於新宿東口打造「紅磨坊」（Moulin Rouge）劇場而聞名，參與眾多娛樂及不動產事業，與李合珠、林再旺被稱為「歌舞伎町的華僑御三家」。
在導覽活動最後，甚至談及在黑道橫行的歌舞伎町中，台灣人如何能取得商業成功的祕辛。話題非常有趣，不過我作夢也沒想到，不知不覺竟然來到花道通上牆面塗滿紅色，還裝飾有一頭黑猩猩（名字好像叫大金剛〔Donkey Kong〕）的奇妙建築物：台灣同鄉協同組合大樓。
之後過了五年，來到二○○八年秋天，筆者在偶然的機運下與數十年不見的大學學長碰面。聽學長說，他的前岳父是台灣人，在歌舞伎町經營名為「田園」和「Scala座」的「名曲喫茶」。我心中驀地湧起一股好奇心：「什麼？又是台灣人！」開始想要理解歌舞伎町歷史的另一面。
此時，我與年長的友人，同時也是紀錄片導演的青池憲司商量（他曾在阪神大地震後花了五年時間，拍攝當地社區如何重建的紀錄片）──歌舞伎町對他而言，是少不更事時徘徊遊蕩的街區，加上他的紀錄片於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中放映過，因此與台灣電影界人士及民間團體建立起深厚的關係；套用青池導演的話，我們開始找尋「歌舞伎町之前的歌舞伎町」，也就是從戰後廢墟開始、設定為演藝娛樂城的歌舞伎町成立之初，接著跨越昭和三○年代，探尋台灣人是在何種經緯下於歌舞伎町中登場。我們兩人一同踏上了追索此謎團的旅程。
二○○九年十月，在學長的協助下我們終於有機會訪問前述那棟有大金剛裝飾的建築物。進入這地下兩層、地上五層，充斥著酒家、牛郎俱樂部的建築，確實讓我們稍感卻步，不過只有踏入它、上到頂層閣樓才能抵達我們的目的地，台灣同鄉協同組合的辦公室。
畏懼地按下通往閣樓的電梯按鈕，自認唐突造訪的我們，卻受到事務局長和藹可親的歡迎。令人意外地，事務局長竟然是日本人。除了局長永井喜文，在場的還有常任理事劉吉朗與事務次長林嬡媛。談及來訪的目的後，永井先生對我們說：「寫歌舞伎町的書淨是些流氓與黑道的事情。實際上我也想留下台灣人的一些記錄，因為台灣人自己並沒有打算留下這段歷史，所以如果二位想要整理這個議題，我願意介紹熟知歌舞伎町的人給你們認識。」
之後我們立刻訪問了劉吉朗先生，從他還在台灣時的事情，一直聽到來日本之後的情況。接著他還說要試著幫忙聯繫理事長林再旺的兒子等相關人士，對於這樣的好兆頭我們固然感到高興，數日後還是接到「幫不上忙，對方拒絕了」的回應。即便多少也預料得到，不過我們的嘗試終究在一開始就受挫。說來也理當如此，自稱大學兼任講師與電影導演的兩個日本人突然造訪、說想了解台灣人與歌舞伎町的歷史，任誰都不會輕易信任。所幸永井局長是我畢業大學的老學長，仍掛心我們的計畫，之後又通知我們有熟知歌舞伎町詳情的人，或許可以採訪到一些內容。
初次與黃進生先生見面，已是隔年二○一○年（平成二二）三月的某日過晌。組合事務所為我們介紹了一位身穿西裝，領帶還上了領帶夾，襯衫裝有袖扣，一身筆挺正式西服的小老先生，一臉深刻的皺紋及銳利的眼神，神情乍看之下令人害怕，但他和顏悅色地說「請坐請坐，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問」，立刻露出滿面笑容，禮數周到得甚至讓我們不勝惶恐；對周遭的人們相當關心，身上散發出人生閱歷豐富的氣息。黃先生雖未於歌舞伎町做過生意，但人脈頗豐。我們首先從他由台灣來到日本的經歷問起，拿出並展開我們製作的、貼上住宅地圖的昭和四○年（一九六五）及四五年（一九七○）兩張大地圖，具體詢問歌舞伎町的哪些地方有台灣人店家。
訪談時我們才發現黃先生的記憶力驚人。發生的事情、於昭和幾年發生等等，記憶都相當明晰。拿黃先生的說明與各種歷史資料相對照，幾乎完全吻合；包括這次訪談，日後我們與黃先生共見面了七次，談的雖然是相同內容，但透過細節的補充，每回都為我們釐清了新的事實。
我們也拜託了黃先生以外的人們受訪，但無論見到哪位，他們嘴邊總是掛著:「你們來得太遲了。如果早幾年，還有更熟知詳情的人啊……」這樣的話。即便如此，包含日本人在內，我們總算訪談了近三十人。從最初造訪組合事務所，經過了七年的時光，這段期間林再旺先生過世，曾任日本大學大學院教授的莊光茂樹就任新的理事長。永井先生曾詫異地問我們：「你們還沒放棄，要持續下去嗎？」然而，我們深信記錄這段歲月絕對有其必要，因為這就宛如剝開一層又一層的洋蔥皮後，最終浮現的「另一段的歌舞伎町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