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面對中國崛起

一、滲透日本的中文

幾年前我參加國際學會時，一位韓國學者和我搭話。他以英文問我「Do you speak English?」，我卻不知不覺地用中文回答「不會」，然後馬上紅著臉逃走了。

我本來就對英文會話沒信心，加上為了適應台灣生活，開始學習中文。之後，和外文戰鬥所需用上的大腦容量，幾乎全被中文占據，連中學一年級的英文也忘光了。因此，雖然我想說英文，但中文卻無意識地從嘴巴裡跑出來。而且，許多台灣人覺得我的日式英文聽起來很奇怪，一聽到就偷笑。

在一九五○年代的日本，作家小島信夫（一九一五～二○○六）曾把「日本人和英語」的問題當作小說題材。戰後日本文學史上，小島信夫、吉行淳之介、遠藤周作、安岡章太郎等作家，被稱為「第三新人」。在獲得芥川獎的短篇小說〈美國學校〉（一九五四）中，小島詳細地描繪出二戰後，日本人直接接觸「活生生」的美國人和英語時的驚慌失措。

〈美國學校〉以英語教師團體參觀美國學校時發生的鬧劇為主軸。在小說裡，隨處可見日本民眾在戰敗後，對「美國」強烈地感受到差距且生發自卑感。在縣政府集合時，負責領隊的職員提醒參觀團一行人要嚴守時間、保持清潔和肅靜。戰敗後，日本民眾十分貧窮，服裝匱乏，職員擔憂教師們的模樣會讓美國人覺得日本人不具「現代文明」的水準。

往美國學校出發後，富裕先進之美國和貧窮落後之日本的對照愈來愈明顯。當時在日本柏油路很罕見，但通往美國學校的馬路卻是全用柏油整齊鋪設的。參觀團一行人當然也沒有汽車，必須在那條為汽車鋪設的筆直馬路上步行六公里。伊佐因不習慣穿皮鞋走路而受傷，竟受到「宛如美國電影中會出現的身材高大且美麗的婦人」的照顧，伊佐看到美國女性「富於糧食、物資、人種的表情」就目眩神迷，雙腿發軟，只能頻頻對美國婦人點頭。

伊佐是個英語教師，但他連一次英語會話的經驗都沒有，只要課程內容涉及會話，他就感到難為情。二戰後，日本政府在美軍的監督下舉辦選舉，他被迫擔任翻譯。然而，與伊佐一同搭乘吉普車的黑人，卻聽不懂他花了好幾天時間準備的一句英文，於是伊佐惱羞成怒，之後整天都沒說半句話。當縣政府舉辦英語教師團參觀美國學校的活動時，伊佐非常害怕會遇上需要講英語的場合，他始終拼命避開英語，但不管躲到哪裡，英語總是追趕著他，於是他在心裡嘀咕：「日本人像外國人一樣講英語，真是愚蠢。如果講話像老外，就會變成老外，真丟臉……」「我會變成不同的人，我絕對不接受！」

伊佐到底為何會恐懼英語？他不是英語教師嗎？事實上，伊佐這個人物形象，象徵著現代日本人和英語的關係。

明治維新後，藩閥政府放棄從前的「攘夷」口號，大力推動西化政策。為培養能夠支撐現代國家的官僚和學者，一八七七年開設東京大學，並從歐美聘請了許多外籍教師（お雇い外國人）。他們直接用英語或德語授課，此舉使得明治早期接受高等教育的精英人才，普遍都有直接接觸外語會話的經驗。

但之後，帝國大學、高等學校逐漸把師資更換為日籍教師（例如，一九○三年，拉夫卡迪奥．赫恩〔小泉八雲〕離開東京帝國大學，由夏目金之助〔漱石〕繼任英文學講師）。二戰前，除了具有留學經驗的精英、語言專家、基督教相關人士等，一般人和西方人直接交談的機會不多，高等教育的教養課程通常以閱讀文獻為主。

十九世紀以後，非洲、中東、印度、東南亞各地、台灣、朝鮮等地區被歐美日殖民，當地的知識分子不得不以宗主國的語言和支配階級溝通。不過，現代日本因歷史的偶然，未淪為歐美列強的殖民地，因而能創造出自己的國家語言（「日本語」），並以之建立國家主體，培育出獨特的政治、社會及文化系統。由此來看，現代日本人和歐美人不一定有直接交談的必要性。

此外，許多外語專家十分重視翻譯文獻，高度發展翻譯出版文化，致使民眾即使不具備直接閱讀原文的能力，也能接觸到大量的海外文學、學問及思想等等。至今，許多日本民眾之所以對英語會話沒信心，是因這結構根深柢固的緣故，伊佐即是此種框架培育出來的典型人物。

然而，二戰後日本失去了國家主權，身為「進駐軍」的美國士兵在全國各地出沒，許多人不得不直接面對作為「他者」的美國和英語。小說中，伊佐敏感地發現，英語並非只是了解海外文化的工具，而恐怕會是進入他身體內的「他者」。因此，「英語」、「美國」令他感受到生理性的恐懼。

事實上，「美國和日本人」可謂戰後日本文學史上重要的主題之一。除了小島信夫的〈美國學校〉，以描繪進入日本的「美國」為題材的戰後文學作品，可說不勝枚舉，如安岡章太郎的《海邊光景》、大江健三郎的《人羊》、三島由紀夫的《金閣寺》、松本清張的《日本之黑霧》等等。江藤淳、加藤典洋等文藝評論家也再三提醒，《舊金山和約》生效後，雖然日本表面上獨立了，但其實是依附在「美國之影」下，即使民眾平常遺忘或沒意識到此事，戰後日本的政治、社會及文學的主體，仍然擺脫不了作為「父親」的美國之束縛。

以上是許多評論家和文學研究者早已討論過的事。然而，在此該停下腳步思考一下。若從更悠久的時間規模來看，在日本列島的歷史上，西方語言發揮影響力的時期僅僅一百數十年而已。自有歷史以來，日本列島的語言文化即不斷受到來自中國大陸的壓倒性影響。再加上，當今日本社會出現了未曾有過的狀況，即來自中國、台灣、香港等地的大量觀光客湧進日本，全國各地都可聽到「活生生的中文」。近年中國政府重視在國際社會裡提倡軟實力，致力於推動普及中文的政策，如設立孔子學院等等。但不管有無這種國策，中文在當前國際上必定會踏踏實實地提高「語言價格」。

近來日本媒體充斥著特別強調中國的環境汙染、貧富差別、貪汙、人權問題、遊客禮貌、山塞文化等負面形象的報導。雖說中國國內必定有許多嚴重問題，但日本民眾是為了安慰自己，而把這種資訊當笑柄。即便如此，日本人早已無法得意揚揚地坐在「亞洲唯一先進國家」的寶座上。

如前所述，二戰後，日本文學和文藝評論都大量書寫滲透進日本的美國和英語。再加上全球化的浪潮，日後英語的滲透必然會更加明顯。不過，未來中國的存在感也必將日趨擴大，不可小覷，亦即亞洲各地的文化思想除了要繼續應付美國和英語，也必須面對中國和中文，就像甲午戰爭後，日本的崛起迫使亞洲知識分子得和現代日語對決一樣。

本章及下一章將探討，「中國之影」是如何在當代日本（語）作家的作品中顯現的。我會以李維英雄、茅野裕城子、矢作俊彥、楊逸、真山仁、島田雅彥、新井一二三、橫山悠太等作家所撰寫的日文、中文作品為研究中心，嘗試闡述一九九○年代以後，日本（語）作家如何面對「中國」和「中文」。希望透過這樣的分析，能顯示出現今中國大陸語言滲透或回歸日本的模樣。

二、一九九○年代後日語文學中的「中國」

二戰後「中日友好」和日本作家

在二戰後的日本，不論「純文學」或「大眾文學」，都有不少作家以「中國」為創作題材。例如，在純文學作家中，特別有名的是武田泰淳（一九一二～一九七六）和堀田善衛（一九一八～一九九八）。他們皆曾有接觸中日戰爭的經驗，日本戰敗後，憑此撰寫出許多與中國有關的小說及散文。除了小說家，評論家竹內好也曾有中國戰地經驗，此經驗使他能夠藉由與中國現代的比較，來重新思考日本現代。

此外，一九五六年，中島健藏、千田是也、井上靖、團伊玖磨等人創立了日本中國文化交流協會，青野季吉、久保田萬太郎、宇野浩二等作家也組織了日本作家訪中代表團，赴中國大陸與周恩來會面。此後，定期舉辦中日文化交流活動，有不少作家參加訪中團。一九七二年中日恢復邦交後，日本作家訪中越發頻繁。

在以描繪中國大陸為題材的戰後日語文學中，井上靖、陳舜臣、司馬遼太郎等作家撰寫的歷史小說，特別受到日本讀者的歡迎，引發了日本讀者對中國大陸及其「悠久歷史」的憧憬。電視台等大眾媒體也親赴大陸採訪，報導中國的現況，而陳舜臣等歷史作家更是協助製作紀錄片，勾起日本觀眾的歷史浪漫情懷。

除此之外，安部公房、後藤明生、林京子、本多勝一、森村誠一、山崎豐子等戰後日本作家及評論家，從各種視角和層次來描繪「中國」。在此，我無法一一探討其中蘊含的多元形象。但總體而言，不少文學家因具有戰爭體驗，而對中國懷有罪惡感，其文學思想自然也就含有一種贖罪意識。而且，一九四九年中國共產黨在國共內戰中取得勝利的新聞報導，也打動著他們。二戰後，左翼思想在日本知識分子當中流行，從前日本侵略過的「落後中國」，竟然實現了在日本無法達成的社會主義革命。

但另一方面，在東西冷戰體制下，日本屬於資本主義陣營，中國則成為社會主義陣營中的獨特勢力。一九七二年以前，中日兩國未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訪中作家團的行動和見聞範圍受到當局的限制。因此，二戰後日本的中國觀有資訊不足之嫌。而在這些侷限下，懷有贖罪意識和歷史浪漫情懷的日本作家，往往過度美化了中共與文革。

然而，一九九○年代以後，日本文學中的中國形象開始呈現出新面貌。一九七八年，中共提出改革開放，經過鄧小平南巡、六四天安門事件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步上軌道，中國經濟急速發展。與此同時，一九八○年代後半，日本工業社會克服了石油危機的影響，達到空前繁榮，但同時也出現產業空洞化現象，許多日本企業為了尋求廉價勞力和新市場，積極打入中國大陸。泡沫經濟破滅後，日本的衰敗日趨明顯，產業外移仍持續進行。

不僅如此，一九八○年代以後，海外旅遊及留學的人數大幅增加，許多民眾基於個人目的，摩肩接踵地前往中國大陸。反之，不少中國民眾也以各種身分訪日。因此，一般日本民眾直接接觸「現實中國人」的機會顯著增加，有許多日本人以個人身分與中國人交往，他們未必帶有特殊的政治目的及脈絡。一九九○年代以後，陳舜臣、宮城谷昌光、酒見賢一、北方謙三等歷史作家仍舊獲得讀者廣大的支持，另一方面，直接書寫同時代中國的文學表現則邁入新階段。

從個人經驗的視角書寫的中國

李維英雄的《天安門》（一九九六），可說是反映出這種新趨向的嚆矢。如本書第四章所介紹，李維英雄是美籍猶太裔的日語作家。一九九○年代初，李維以日語小說《聽不到星條旗的房間》登上日本文壇，在當時日本盛行「國際化」、「全球化」的背景下，他時常被視為「非日本人日本語作家」、「越境作家」的代表，其小說大多以中國大陸為舞台。

關於李維所勾勒的中國形象，我將在下一章詳細探討，在此僅先簡略地介紹《天安門》。李維的作品大多屬於「私小說」，主角是「常住日本」的美國白人，且往往主動投入「異鄉」的語言。《天安門》的主角也是令人聯想到李維本人的美國男性，小說描繪了這名美國白人首次踏上中國的過程，以及他面對無法隨意運用的北京話之模樣。

主角幼年曾在冷戰時期台灣的地方城市居住過，那時在台灣頻繁地聽到北京話。他懷抱著這段記憶，獨自從日本飛往北京，投入「人民」的群體中。北京當地民眾對「老外」毫不留情地說中文，他聽不懂公車司機的指示，錯過了車站，因不知自己究竟會被載到何處而萬分恐慌。最後，主角前往天安門，在毛澤東紀念館裡，當他在人潮中凝視著毛澤東的遺體時，竟以顫抖的聲音喊叫出「Mao」。

在冷戰激烈時期，主角的父親作為美國外交官，為援助國民黨而住在台灣。在那裡，父親認識了來自大陸的中國女性，因而與母親離異。主角的家庭在國家巨大權力的擺布下，就這樣轟然瓦解。隔了數十年光景，主角在毛澤東紀念館定定地凝望著造成其家庭悲劇的根源，他壓抑不住內心的情緒。

這部小說的內容，立基於李維個人實際接觸中國的身體經驗。天安門顯然代表著國家政治和權力中心，但小說的視點始終是跟著主角的個人體驗和記憶，李維顯然是故意讓這兩者形成對照。東西冷戰激烈時期，李維無法直接踏上大陸，但在一九九○年代，他終於能和日本觀光客一同搭機前往北京，直接接觸他幼時聽到的北京話之來源地，以及破壞其家庭的國家權力之根源。

同一時期，茅野裕城子（一九五五～）的《韓素音之月》（一九九五），也描繪了作者直接接觸中國的個人體驗。茅野裕城子就讀青山學院大學時，曾赴香港旅遊，後漫遊紐約、中南美及歐洲等地，在雜誌上發表了不少散文與遊記。一九九二年，茅野赴北京留學，在北京大學學習中文和中國現代文學。一九九五年，茅野以《韓素音之月》榮獲昴文學獎。之後，陸續發表了《大陸遊民》（一九九八）、《西安的柘榴》（二○○四）、《Midnight crisis》（二○○七）等小說。

《韓素音之月》的主角是在韓國出生長大的日本女性，自巴黎前往東京時，順便拜訪了留學北京的韓國朋友，因而在那認識了一個中國男性。雖然兩人都不懂彼此的語言，但藉著紙上所寫的「語言不通，心急」這句簡體字句，他們便開始交往。此後，兩人只能依靠筆談，但他們的身體卻十分契合。

主角具有十分開放的性觀念，在複數的國家間漂泊，雖然在韓國出生長大，但對民族、國家認同等問題似乎不感興趣。一九七○年代以後，許多日本民眾對既有的左翼思想和政治運動感到失望，加上經濟繁榮和消費社會文化發展的背景，一九八○年代瀰漫著對任何政治、歷史不感興趣的社會氣氛。茅野筆下的主人公顯然是反映出這種時代氛圍的人物。

最初前往中國時，主人公沒有任何歷史知識與政治意識，此種人物形象令人聯想起「無國籍」、「後現代」等形容。但在經歷過北京生活以及與中國男性的性愛後，她如此表示：「在這個國家做日本人很辛苦。就像被當作職業摔角的反派角色。可是，既然被拉進這個世界，我就有責任要了解兩國之間到底發生了什麼，為什麼誤解這麼嚴重。所以，我要在這裡再留久一點。」二戰後，許多日本男性作家以中國古典、左翼思想、戰爭記憶等為媒介來書寫中國，但茅野卻描寫了對政治與歷史完全不感興趣的後現代日本女性，這個日本女性憑著肉體和性愛直接接觸現實的「中國人」，進而開始反思現代中日之間的歷史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