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序
孫有蓉
法國索邦巴黎第一大學哲學博士生
▍作者生平簡介
艾蒂安.拉.波埃西(Étienne de La Boétie),生於一五三○年,於一五六三年辭世,享年三十三歲。他的生命就如同此書所收錄的〈自願為奴〉一文,短而深刻,也因為英年早逝,拉.波埃西的著作並不是因為他本人而受到後人重視,甚至就連拉.波埃西這個名字,都是由於其他人側筆的紀錄而享譽後世,其中最重要的傳播者,也是拉.波埃西情同手足的朋友,正是文藝復興的法國大文豪:米歇爾.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
拉.波埃西在一個富裕且學養豐富的環境中成長,自幼學習法律、古典文學以及神學,特別是從十歲開始,他在對古希臘、羅馬文學的一片熱愛中被拉拔長大。由於文藝復興運動興起了對於古希臘、羅馬典籍的重新學習與研究,拉.波埃西從小所受的古典文學訓練,讓他在文藝復興運動中享有優勢,也因為他從小對古希臘、羅馬經典的熟稔,在這篇著作中,俯拾皆是古希臘、羅馬的歷史、神話與哲學觀。但這篇論文大多只援引、針砭古希臘、羅馬事件,對作者自己所處的時代幾乎隻字不提,這也反映出文藝復興時期政治批判寫作的風格:舉古代事件為例,讓作者能夠用他的博學來掩飾對於當代政治、掌權者的批判,如此便能夠間接但自如地批評時政。
這些作者之所以仍然需要使用「以古論今」的方式來批評時政,不可忽略他們所處的時代背景。文藝復興儘管被認為是人文主義興起的關鍵,後期又發生宗教改革、新教革命、宗教寬容等一系列的社會變革,看似社會逐漸開放,然而這一連串的宗教變革,都是天主教高壓統治、肅清異己、選擇特定經典確立為正統,並且將他者貶為「異教」的宗教戰爭。在這個時代,天主教大量屠殺「非正統」教徒,其中也包括新教徒,這種肅清行動的目的就在於壓制其他思想、甚至對天主教教義的不同詮釋,企圖獨尊一版「正統」的經典、詮釋與儀式。也因此,拉.波埃西議論時政的寫法,以及在文中對於「獨主」的批評,所呼應的時代脈絡便顯而易見。
拉・波埃西進入奧爾良大學就讀法律期間,寫下了這篇永傳後世的〈自願為奴〉。這篇文章當時在文人間流傳,輾轉來到蒙田手上,蒙田讀後極為讚賞,因而他進入波爾多議會後,便積極想結識同在議會工作的拉・波埃西,兩人就此結為摯友。於波爾多議會期間,拉.波埃西在米歇爾.德.洛皮塔爾(Michel de l'Hôpital)手下工作,洛皮塔爾是宗教改革時期致力於推行寬容政策(Tolérance)的其中一位法國政治家,希望將國家利益置於宗教利益之上,但他的政策遭到教會反對,並被迫辭職。而拉.波埃西在洛皮塔爾手下工作時,主要負責溝通、協調宗教戰爭中天主教與新教之間的矛盾。所以,拉.波埃西這篇文章,可以說與宗教戰爭、宗教革命的背景息息相關。
▍手稿之謎與版本選擇
拉.波埃西這篇探討自由的論說文,看似是一篇簡單的小品文,但著作背景卻充滿謎團。首先,拉.波埃西本人並不曾正式將這篇論文出版成冊,而原稿在十六世紀作者過世之後就不幸丟失,只剩下眾多手抄稿收錄於不同的書冊之中。在不同版本的手稿之間,存在著許多不可忽視的差異,甚至從標點到用句都有不同,連文章的標題也有從「自願為奴」改為「反尊獨」(Contr’Un)的版本,不過,蒐錄的手稿中多以「自願為奴」為題。
這篇論文的身世之謎不僅於此,直至今日,我們尚無法確認論文真正的寫作時間。後世有學者根據《蒙田隨筆集》的內容推斷〈自願為奴〉一文的寫作時間,在蒙田一五五○年與一五五八年版本的隨筆集中,他如此寫到拉.波埃西:「在其青年時期間,他用論文形式寫作,當時甚至尚未滿十八歲」 ,在一五五八年的版本中,他修正道:「說到這個青年十六歲之時……」。因此,後世多認為〈自願為奴〉一文是拉.波埃西寫於十六或十八歲時,成文時間則為一五四六或一五四八年,也就是他尚在奧爾良大學唸書時所寫下的作品。可以確定的是,拉.波埃西寫成之後,有和蒙田分享這篇文章,但蒙田在拉.波埃西過世後所著的第一版隨筆集內,卻只提到了拉.波埃西的名字與這篇文章的存在,並沒有直接收錄這篇論文全文。這可能是由於拉.波埃西死後,法國王權受到動搖,其政治情勢讓蒙田拒絕出版其友人的這篇致力於「以自由之榮反抗暴君」的文章。我們可以找到一些記載來證成蒙田的考量:一五七○年代,法國王權身處不安的氣氛中,蒙田如此寫道:「因為我認為,這篇作品,從它面世開始,可能被那些想要挑撥我們政治情勢的人利用來達成他們邪惡的目的,且不惜竄改文章,混淆視聽,所以我在此獻題給這篇文章。」
蒙田並非唯一擁有〈自願為奴〉手稿抄本的人,也並不是唯一看過拉.波埃西這篇論文的人。從一五七四年開始,許多反對天主教、反對法國王權的短篇對話式的文章,都有援引到〈自願為奴〉的內容,只是未曾提及作者的名字。例如一五七六年時,新教牧師Simon Goulart編輯了一整套的《查理九世統治下之法蘭西記憶》,在第三冊中,我們就可以找到完整版的〈自願為奴〉,但文中並沒有提到作者是誰。就這樣,拉.波埃西的〈自願為奴〉成為對抗宗教霸權的反抗運動文宣,但拉.波埃西的名字卻被隱沒在歷史的洪流之中。
拉.波埃西這篇自願為奴完整的文獻目前存在三個主要版本:
第一份是蒙田的朋友,亨利.德.梅斯梅(Henri de Mesmes)所收藏的手抄本,這個版本的手稿沒有標題,手稿則收錄在他自己回應〈自願為奴〉的文章〈反拉.波埃西〉一文前,由此可知,這篇手稿是為了回應拉.波埃西而抄寫出版的,但此書封面卻是以「荷馬節選」為名。
第二份手抄稿也是蒙田請求謄寫,後來被他的朋友Claude Dupuy所收藏,且在Dupuy家族中流傳,最後收錄在國家圖書館Dupuy收藏品之手稿238-239中。Dupuy所收藏的手稿標題為〈自願為奴,拉.波埃西先生〉。
第三份手稿出現於十六世紀,來源無人知曉,手稿上既沒有日期,沒有名字,也沒有任何標示。這份手稿被收藏在國家圖書館,法國收藏品,手稿20157,裡面沒有提到作者的名字,但文獻的主體主要來自《查理九世統治下之法蘭西記憶」所蒐錄的版本。
由於各個版本的手稿之間存在相當顯著的差異,謄稿者可能有意或無意地增修內文,版本問題也因此在後世的研究中引發許多爭論,直到約十九世紀時,大多數的研究者才不特別著重或注意版本的問題。一開始,研究者克服版本問題所參考的主要是《查理九世統治下之法蘭西記憶》版本,一直到一八五三年J. – F. Payen重新找到Henri de Mesmes版本的手稿,並以「自願為奴」為題重新編輯出版,此後對拉.波埃西這篇文章的編輯與出版就都以Mesmes手稿為準。而本書所收錄的譯文是依據GF Flammarion出版社於一九八三年由Simone Goyard-Fabre所編輯、註解、介紹的版本為主,此版本同樣以Mesmes的手稿為本。除此之外,另參考Galimard出版社於一九九三年編輯的版本,名為「論自願為奴或反尊獨」,其中包含對文獻逐字逐句,甚至對語法結構和標點符號也進行討論的分析,在最後還附加Henri de Mesmes批評拉.波埃西的文章〈反拉波埃西〉;以及國家印書出版社於一九九二年由Françoise Bayard所編著的版本,此版本對於拉.波埃西在文章內所援引的歷史事件與思想概念多有註解,提供一些歷史細節幫助讀者閱讀與理解。本書譯文也將在同樣原則下,參考上述三個版本的編輯註解與其他資料,將文獻中所涵蓋的哲學思想、歷史事件、人物、神話等加以補充,也藉以展現拉.波埃西的博學。
▍寫作背景
〈自願為奴〉一文看似反對「君主」,但若我們回到拉.波埃西寫作的歷史背景,〈自願為奴〉文中的「暴君」是誰?這個問題就變得複雜許多。拉.波埃西身處的時代,剛好是新教與傳統天主教分裂、視彼此為異端邪說,教派間相互屠殺的時代,不管是天主教或是新教,各教派之間都忙著排除異己,獨尊自己的經典。此時,「教權」跟「君權」在尋求一統、獨尊一主的問題上,立場完全一致,甚至當時教權的集中程度已遠遠超越侷限於國家領土的君權。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十六世紀到十八世紀之間,許多關於國家主權以人民為基礎的論述開始出現,將權力的重心從「教權」轉移到「君權」、再由「君權」轉移到「主權」的討論上。如十六世紀馬基維利的《君王論》,十七世紀霍布斯的《利維坦》,到十八世紀盧梭的《社會契約論》等,就是這個時代演變的最好例證。我們沒有辦法證明拉.波埃西的文章是批評教會還是批評君主,而在他短暫的生命中,他也未曾明確以行動挑釁過教權,但我們可以確定的是:拉.波埃西在波爾多議會工作時,他的工作內容就是協助訂定保護宗教自由的寬容政策,讓教會與法國君主簽訂宗教保護協議。
儘管拉.波埃西捍衛宗教自由,但他的理由卻不是當下我們所想像的如此理所當然。事實上,拉.波埃西以及與他同一時代的作者們,面對宗教改革都同樣必須回應一個問題:「真理只有一個,還是可以多元?」而要釐清這個問題的答案,勢必要將「多元、宗教寬容、宗教屬於私人領域」這些在當代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想法追本溯源。「捍衛宗教自由」聽起來再正確不過了,然而在拉.波埃西所處的時代,「捍衛擁有對宗教經典、教義、信仰有不同詮釋的自由」,就讓這個問題剩下兩個選項:一是「真理多元且可以內部矛盾」,二是「所有詮釋都不是真理」,蘊含著人類根本沒有能力接觸真理。
這兩個選項不管哪一個,對於當時的時代思想而言都是難以接受的說法,前者必須駁斥邏輯真理,後者直接屏除真理被認知的可能性。我們從拉.波埃西在波爾多議會工作時留下的文稿,就可以看到他對「多元主義」的憂慮,以及他根深蒂固地認為所有多元都只是無知所導致的表象,但人只能在自由的條件下破除自己的無知,因此,他捍衛宗教自由與宗教寬容政策。然而,他反對將多元教派公共且制度化,因為制度化使得多元被確立,而無法透過私底下的思辨而讓多元達成統一,在這個問題上,宗教也從公共領域主導社會共同價值觀與規範的範疇中被排除,被推到了私人領域而不受檢視。如此意義下的「多元」並非多元融合,反而是「多個一元」相互對立、平行、真空地存在。
當我們談到文藝復興時,多半聯想到藝術創作的人文主義轉向,而忽略了政治思想同樣也有著人文主義的傾向。就如同前文提及的,關於教權、君權與主權三者的問題意識轉換,其實緊緊扣合著文藝復興末期人文主義所掀起的一連串宗教戰爭、宗教改革,以及現代國家的興起潮流。但是在東亞的歷史上,從來不曾出現宗教如此集中且成為規範社會的主要力量,因此,對於東亞讀者來說,宗教上獨尊一個教會的正當性消失之後,歐洲社會當時所面對無所憑依的焦慮,如今變得難以理解。前文討論到這種「多元」與「統一」之間的爭執,不只在宗教寬容的問題上突顯出來,當問題轉移到主權的形成時,若要脫離「君權神授」,主權的討論必定會如拉.波埃西在〈自願為奴〉中所述,由「意志共同體」形成主權。
然而,就如同宗教自由一般,個別而雜多的個體意志和意見,如何形成單一的共同體?拉.波埃西在他青年時代簡短的著作中並沒有多加解釋、論述「意志共同體」如何形成,但在他之後的契約論作者如霍布斯、洛克、盧梭等人,就在這樣的基礎之上,將「公共意見」(或輿論)抬舉到「共同體的意見」的地位,「輿論」的角色瞬間從古希臘時代之謬誤、無知,轉變成今日正當性的重要來源。
內容連載
我現在只想試著理解,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這麼多村落、這麼多城市、這麼多國家,有時竟會容忍一個暴君。暴君所擁有的,也只是臣民交予他的權勢、只能在臣民願意容忍他的範圍內為害;除非臣民樂於忍受他更甚於反對他所造成的苦難,否則他無法向臣民作惡。但我們仍然隨處可見千萬人悲慘地活在奴役之下、身受枷鎖,他們不是受制於一股無量之力,反而只像是為一個人的名字所著迷、蠱惑。然而,他們其實無須懼怕這個人的權勢,因為僭主形單影孤;也無須愛戴他的品格,由於暴君對臣民殘酷且毫無人性。這就是我們生而為人的弱點:經常被迫服從、被迫等待時機,因為我們不能夠永遠保持為最強悍的那個人。因此,若一個國家受迫於軍事力量而服從單一權力,就像受到三十僭主統治的雅典城邦,我們不應該為該國人民的臣服感到驚訝,反而應該因為這樣的不幸而叫屈。或者,無須驚訝或者抱怨,而應該耐心地承受這些不幸,並等待機運,再創未來。
人生來如此,生命大半都被友愛所佔據,因為友誼被視為某種共同的義務。喜愛德行、尊崇善行、感激他人恩澤,為了所愛與值得被愛的人減少自己的逸樂 、保護他們的榮譽與利益,這些行為都十分合理。
因此,一個國家的居民若在他們當中找到一位罕見的出眾人物,有先見之明得以維護大眾、有膽識得以捍衛眾人、有明鑑得以治理眾人,而居民也習慣於服從他,信賴他,甚至最後賦予他某些特權。我也不知道這樣是否明智,因為這樣會將這個人從行善之處推入可能為惡之淵,如果他能夠持續展現他的良善,那人們就不會擔心這個對他們只表示善意的人會傷害他們。
然而,喔我的天,這是怎麼一回事?我們要如何稱呼這種不幸?這是種怎樣的不幸?這是什麼樣的邪惡,或者該說,這是什麼樣不幸的邪惡?看著數不盡的人們不只是服從,甚至屈身為奴,不但是被統治,而且是被暴君所統治,失去了財富、雙親、妻子和兒女,甚至連生命也不再屬於自己?他們受苦於掠奪、猥褻與殘暴,這些苦難不是來自一隻軍隊或是一群蠻族(對此每個人理當不惜鮮血與性命起而抵抗),而是來自單獨的一個人!這個人不是海克力斯 或者參孫 ,而是個卑劣的小人,還經常是整個民族中最軟弱、未曾沾染戰場煙硝或競技場上的沙塵的人,此輩既沒有能力號令眾人,更連取悅柔弱女子的能力都沒有!
我們該說這是懦弱嗎?我們該說這些奴隸是卑賤的膽小鬼嗎?若是只有兩、三個或四個人向一個人屈服,這雖然令人訝異,但不無可能,對此我們可以合理地說是缺乏膽量。但,如果是成千上百的人忍受一個人的壓迫,我們難道不會說他們不是不敢,而是絲毫不願對此人有所非議嗎?而這其實不是怯懦,而是作賤自己?最後,如果成千上百人還算不上多,那上百個國家與上千個城鎮、乃至成千上萬的人,都不會去攻擊這孤高在上的一人,儘管人們從他身上得到最好的待遇只有奴役與支配,那我們該把這叫做什麼?這能算是怯懦嗎?
然而,所有的惡都有其不可超越的極限。兩個人或十個人可能畏懼一人,但千人、萬人、甚至千萬城鎮都不起而反抗這個人,這就不再是懦弱與否的問題:因為懦弱不至於令人如此順從,而讓孤身的這一人得以攻陷堡壘、擊敗軍隊、征服王國的也不是驍勇的性格。如此說來,這猛獸般的邪惡到底是什麼?既不能以懦弱稱之,又醜陋到萬物之母對它六親不認,連語言都拒絕為它起名。
假設一邊有全副武裝的五千人,另一邊也有五千人;讓他們在戰場上對陣,準備決鬥,一邊是自由人,為了自由自主而戰,另一邊則是為了奪走對方的自由自主而戰。你認為哪一邊會戰勝?哪一邊會更勇猛地投入戰場?是那些期待以維持自由作為報償,而承受爭戰苦難的人?還是那些期待任何自己施加與承受的攻擊,都能以奴役他人作為報償的人?一方人眼前永遠看著他一直以來享有的幸福,並期望未來能繼續幸福安康,比起戰場一時的煎熬,他更在乎戰敗之後,他的子女與財產將永遠蒙受的一切。反之,另一方的勇氣僅是來自於那一點貪念,但這點貪念經常在危險之前化為烏有,在我看來也無法維持火熱,好像傷口一流出第一滴血,就足以撲滅他們的熱情。
那些歷史中赫赫有名的戰役:米太亞德、列奧尼達、地米斯托克利之役,這些戰役距今兩千多年,至今卻仍然活現於書冊與人們的記憶中,彷彿昨日才發生在希臘,作為全希臘人的財產、全世界的榜樣。為數如此稀少的希臘軍隊,到底是憑著什麼樣的勇氣(而非力量),承受連大海都無法負荷的艦隊攻勢,戰勝這麼多國家的軍隊?敵軍人數之多,連所有希臘士兵加起來都不足敵方將軍的人數!這光榮的日子,與其說希臘人戰勝了波斯人,更應該說是自由戰勝了奴役,自主戰勝了貪婪。
這些宣揚心向自由而在其捍衛者心中激起勇氣的故事,聽來令人驚奇,因為我們在所有國家、所有人的身上,都能看到一個暴君壓迫千萬人、剝奪他們自由的事情日復一日地發生,這要我們如何相信這些只聽人言而不見其實的偉大故事?如果這些事蹟只發生在遙遠的異地,那當人們講述時,我們又如何相信這些記載不是捏造的謠傳?
其實我們根本無須去跟這個單獨的暴君搏鬥,也不用扳倒他。只要國家人民對他的奴役感到不滿,他就會擊敗自己。不需要剝奪暴君任何東西,只要停止任何對他的供給即可;不需要整個國家停滯無所作為,只要他對國家本身不造成任何傷害即可。
這樣說來,是人民放任暴君橫行,甚至造成了自己被暴政壓制的結果,因為他們只要停止服從就能脫離奴役。是人民奴役了自己,割斷了自己的喉嚨,他們本來能夠在奴役和自由之間選擇,但卻推開自由,擁抱枷鎖,他們默許甚至是尋求厄運。若恢復自由需要付出沉重代價,那我絲毫不會強求他人,然而,人還有什麼是比起回復自己的自然權利──或是換句話說,從禽獸變回人──更寶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