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台灣獻給世界的禮物

前言

二戰結束後，麥克阿瑟將軍因為得罪杜魯門總統而被解除聯軍最高統帥職務，回到美國，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九日在國會發表演說時，最後感慨地說，「老兵不死，只是凋零」 (Old soldiers never die, They only fade away.)。

從我一九七二年大學畢業以來，一直在第一線採訪新聞，從地方新聞到政治新聞；從此外派日本，在日本不但沒有特定採訪路線，而且單打獨鬥。基本上也就變成萬能記者，新聞採訪歲月總計超過四十五年，全部都在第一線現場；四十五年持續在第一線跑新聞的記者應該不多，其中除了在台灣的五年採訪工作，剩餘四十年全在日本海外「戰場」作戰。大學同班同學有人做了報社的總編輯、副社長，有人在媒體做董事長，也有做過立法委員的，幾乎全退到「後方」當了指揮官。只剩下我一個人還在最前線打仗，如以軍隊形容，就是在前線打仗的二等兵，而我就是標準的新聞界二等兵，而且是永遠在第一線採訪的萬年二等兵。

中學時代我立志要做記者，高中畢業後也真的考進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系新聞組（當時的師大社教系有新聞組、社會事業組、圖書館組）。我的理由很簡單，因為新聞記者的工作自由自在，還能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為別人討一點公道。也就這樣，這一生我從未在辦公室做過「朝九晚五」的工作，從年輕一路到老，只有新聞記者一條路，真的成為新聞界老兵。我肯定麥克阿瑟將軍說老兵不死，但並沒有凋零的感覺，因為我還想繼續在新聞採訪工作上一路幹下去。二○一七年底我離開待了二十一年的《自由時報》駐日記者工作，可是退而不休，仍想繼續拚老命，從拿筆變成拿麥，轉到民視，仍然在日本。不知道這到底算好命還歹命，我始終覺得與其退休在家等待上帝召喚，不如像在沙場的士兵，戰到最後一口氣，這樣的人生應該更有價值、更有意義。

學校畢業後的五年間我曾待過《中國時報》，跑過台中港區的地方新聞，也跑過省政府和省議會，省政新聞是獨裁時代台灣的新聞重心。隨後在七九年到日本京都大學念了兩年書，從此留在日本，很幸運地短時間內接了《台灣日報》的第一號駐日特派員。當時的台灣還在戒嚴時期，《台灣日報》是軍方的「旁系」報紙，投資者是「黎明基金會」，為戒嚴令下的政府「宣導政令」是主要目的，當然也就要人有人，要錢有錢，花錢派一位駐日特派員也在所不惜。

《台灣日報》做了十四年後，台灣解除戒嚴令，各種自由發言的媒體如雨後春筍，《台灣日報》也就玩不下去，最終在九六年宣布停刊。這時我有兩個選擇，一是繼續留在日本，另一是搬回台灣再找頭路，這是我人生中初次失業危機。可是上帝並未拋棄我，當年十月，已是台灣第一大報的《自由時報》聘我為該報第一號駐日特派員，就這樣做了二十一年，直到二○一七年年底轉換跑道到民視，也是他們的第一號駐日特派員。轉到電視新聞工作，面對嶄新的環境，電視台和報社的記者雖然都在採訪新聞，但表現的平台完全不同；對我來說，這應該是人生的最後挑戰，也是一個新的學習開始。

我一直以新聞界的「萬年二等兵」，一生在新聞工作的最前線作戰而自豪，而且也拿麥克阿瑟相比，以老兵自稱。其實說穿了可能是我的能力不夠，始終未被報社長官欣賞，當然就無法往上爬，因此只能乖乖做二等兵，甚至連一等兵也升不上去。但這正好也是我所夢寐以求的生活方式，正如前文所言，我喜歡自由自在的生活，討厭過著有人盯著我的「監視器」日子，更不想被鎖在辦公室。因此，不論我是一個真正有價值的新聞界老兵，或者是一個根本沒有能力往上爬的無能萬年地方記者，都是我所追求最理想的人生方式。

在駐日的四十年新聞採訪工作中，我從台日斷交以來的第一任駐日代表馬樹禮，一直看到目前的第十二任代表謝長廷；非常清楚哪位駐日代表為台灣做了什麼事，也清楚哪位代表只是來日本度假。另一方面，我也從日本的昭和，經過平成，進入目前的令和時代。

在漫長的四十年歲月當中，我目睹日本發生許多重大事件，也親自前往現場採訪，如果我以「台日四十年現代史的目擊者」而自豪，這應該也不是自我「膨風」。

這其中，如果要舉出最讓我無法忘記的新聞，應該是二○一一年三月十一日發生的日本東北大地震，李登輝前總統卸任後的二○○一年首次申請到日本做心臟手術，以及隔年首次全家赴日觀光，在日本所造成的旋風式大新聞。

李前總統卸任翌年的二○○一年，申請到日本做心臟支架手術，而引起日本政界左右勢力的衝撞，保守派勢力認為李登輝已在前一年卸任，完全是一介平民，他要到日本做心臟手術，日本當然可以發給簽證，這也是人道問題，沒有理由反對。自由派勢力則認為發給簽證，將傷害到日中關係，所以就算是心臟手術，也拒絕李登輝到日本。這件事鬧了一段很長時間之後，終於由當時的森喜朗首相以政治判斷發給入國簽證，同時在李登輝訪日期間，給予國家元首級待遇，李登輝總統卸任後在二○○一年九月到訪日本，我認為另外一種意義是，台灣和中國在日本的外交角力場外賽中，台灣顯然獲勝。

另一個讓全世界震撼的重大事件絕對是東日本大地震，幾百年甚至一千年才可能發生一次的世紀大事件，居然被我碰上。二○一一年三月十一日下午兩點四十六分，發生在日本東北外海的大地震，讓我看到世界第一流的國家危機管理機制，日本國民所受到的教育何等完美。日本東北地區的災民為了領一瓶礦泉水井然有序耐心排隊兩小時，沒有暴動、搶劫，簡直不可思議。而台灣人民在震災後的第一時間內全國展開募款活動，兩百多億日圓的捐款對於受害金額近二十兆日圓（日本內閣府統計）的災區，也許只是杯水車薪，但是這代表台灣人民的一點心意，同時也是台灣人回報九二一地震時日本救援台灣的恩義，日本有「白鶴報恩」的故事，台灣也有「知恩圖報」諺語，「Give and Take」是人類共生的法則。

三一一大地震中，我所感受到的是，台日兩國人民已經由一種真正超越國境的感情連結在一起，這種情感的流露，完全出於自然，沒有任何人被迫。日本和台灣雖然沒有邦交，但是民間的來往無疑超過邦交國的水準，從台灣九二一地震日本人對台灣的義舉，以及之後在三一一地震中台灣人對日本的報恩，讓全世界的人體會到台日之間的友誼究竟處在何種水準。

我也目睹日本幾乎到了滿街都是鈔票的瘋狂泡沫經濟，這種幾近瘋狂的時代，我想這一生是不可能再看到第二次。令人恐怖的奧姆沙林毒氣殺戮事件，我也奮勇採訪過，同時在台灣出了一本《奧姆殺戳默示錄》的全記錄。九○年代的開始，日本出現一對百歲的「搞笑」人瑞雙胞胎姊妹，連續幾年這對人瑞攣生姊妹幾乎壟斷所有電視熱門時段，沒想到我竟然是把當年日本最夯的人瑞孿生姊妹邀請到台灣訪問的「藏鏡人」。

戰前台灣少年工的感人故事我也必須在這裡一提。二戰末期的一九四三年到日本「內地」神奈川縣高座市海軍兵工廠半工半讀的所謂台灣少年工，大約有一千人於六十年後的二○○三年十月二日，在同一天再度回到日本參加高座會紀念大會。當年才十二、十三歲的台灣少年工，已經變成白髮蒼蒼的歐吉桑，他們在「高座會」六十週年紀念大會時回到高座市，為的是領一紙日本政府當年應該發給他們而因為戰敗未發的畢業證書，有了這一張畢業證書，他們可以在自己的子孫面前拍胸膛說，「阿公嘛是中學畢業的。」為了這一份榮耀，所有人耐心等待六十年。

二○○三年十月二十日這一天的高座會六十週年紀念大會上，全體在齊唱〈驪歌〉（蛍の光）和〈青青校樹〉（仰げば尊し）時，皆在七十五歲上下的台灣少年工人人熱淚盈眶。

當時台灣記者只有我在現場採訪，目睹這一幕，我簡直無法自己，也跟著一起掉淚。我看到日本厚生勞動省的官員唱出所有在場台灣少年工的名字，然後一一頒給他們六十年前的畢業證書，這些七十多歲的戰時少年工終於拿到遲來六十年的畢業證書，被叫到名字的人，有的擦拭不斷掉下的淚水，有的攤開雙手三唱萬歲，雖然我不是少年工，但是完全可以感受到少年工的心境，這是我在日本採訪四十年最感動，且不能忘懷的重要一幕。

台日之間的感人事件，除了台灣少年工，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一日的集集大地震，至今記憶猶新。九二一大地震發生後，在東京鬧區的新宿、澀谷等地的車站前，我看到有穿著西裝的年輕人、媽媽帶著小孩在大馬路旁，雙手捧著臨時做的捐款紙箱，聲嘶力竭高喊，「請大家一起救台灣！」、「合力協助重建台灣！」。日本救援隊最先進入台灣，甚至連俄羅斯的救援隊也想跟隨其後加入救災；只有口口聲聲說台灣是「同胞」的中國，要求俄國通過中國領空事先必須取得中國的同意，因而延誤了俄國馳援的時機，台灣人真的是中國人的「同胞」嗎？答案當然不是。

到大學畢業的七○年代之前，我從未聽過八田與一或後藤新平的名字，當然不知道他們和台灣有什麼關係。此前所聽到，或是在學校歷史教科書中所學到有關日本的記述，對日本人不是用「倭寇」形容，就是以「日本鬼子」來醜化，提到日本也清一色使用近於「萬惡不赦」的字眼。直到李登輝做了台灣總統，把中學歷史教科書改成「認識台灣」，在台灣興建嘉南大圳救了台灣農業的八田與一才獲得「名譽恢復」，和後藤新平等一些對台灣近代化具有貢獻的日本人，終於獲得「平反」。

台日人民為什麼會那麼親近，有非常多的歷史因素，五十年的日治時代也是原因之一。台灣被日本統治五十年不是日本和台灣打仗打贏後占領台灣，而是日本和清國打仗贏了清國，清國以台灣是「鳥不語、花不香、男無情、女無義」的「化外之地」為由，將台灣拋棄給日本。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不是台灣人所願意的，自然也不值得美化，但是日本在台建設的經濟基礎使台灣後來經濟突飛猛進，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李登輝總統公平地對待歷史，是給後世的最大財產，台日民間的互信和友誼這般累積下來，同樣時常遭遇天然災害的台日兩國，也就自然地建立起緊急互相救援機制，九二一集集大地震和三一一東北大地震是最典型的例子。

在日本四十年的採訪工作與日常生活中，我遇過感動的、震撼的，也遇到恐怖的事；日常生活也一樣，時而陷入人生的地獄，也時而從地獄回到天堂，在遇到困境時，危機總是很快解除。這或許和我的個性有關，放蕩不􃠣、獨來獨往、明天的事情明天才煩惱；雖然我處事的原則超級龜毛，這是朋友給我的評價，但我始終認為「船到橋頭自然直」是舉世名言，什麼事都順其自然，時間一到一定會順利解決。我是長老會基督教徒，深信上帝每天與我同在，也相信上帝不會遺棄我。對於所有失敗的事，我常常把它歸罪是自己笨頭笨腦，能力不足，但是最後常常心想事成，我會覺得這是上帝與我同在所致，只是我去教會的次數太少了，但願上帝原諒我就很感謝了。

無論如何，我在日本遇到許許多多的大小事件，新聞工作者也是歷史工作者，不論是令人感動、悲傷、震撼的，或者是關於台日兩國人民的友情，趁我還記得起來的時候，想把它全部記錄下來，分享給想要知道的朋友。萬一您很忙，沒關係，只要看「前言」和「結語」我就很感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