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自主就是分離:中國眼中的香港民主
踏入2010年代,爭取香港獨立的運動正式浮上水面。可是香港的主流民主派大都不為所動,部分人士甚至對提倡香港獨立的社會運動抱有敵意。他們大多會附和前港督彭定康的講法,認為「將民主及港獨混為一談是不誠實、可恥和魯莽」。他們相信香港即使沒有自己的主權國家,仍可能在中國的庇蔭下受取到真正的民主。亦因如此,主流民主派多認為香港獨立的主張,只會給予中國干預內政的藉口。部分人士甚至陰謀論地指斥港獨的倡議者都是中國共產黨派來的內應。他們不知道政治學大師林茲(Juan J. Linz)早已指出,威權國家的藩屬國並無民主化之可能:沒有主權,就幾乎不可能民主。而更重要的是,即使香港民主派想要爭取不談獨立的民主,但宗主國亦可能會將民主自治的訴求與分離主義等同。而這其實取決於中國方面的民主觀和主權觀。
民主與愛國:中國的觀點
中國自1920年代末,就已是黨國不分的專制國家,一直都在強調中央黨部對地方的全盤控制。國共兩黨的民主,最終其實是指黨為民作主:他們相信中國民智未開,民眾也沒有能力為自己的權益發聲,是必須靠全能的先鋒黨為民請命。先鋒黨會以由上而下的方式對民眾灌輸意識形態,從而集中力量去達成黨為民眾訂下的目標。黨國體制下的民主雖會鼓勵群眾參與,但議題的設定卻始終掌握在黨幹部的手上,而黨幹部亦會指導民眾如何「民主」地做出「正確」的決定,也就是說民眾只是參與者而非決策人。在這場「民主集中制」的遊戲中,民眾就像參與一場由黨國領導主持的堅振禮,在眾目睽睽下宣誓效忠由黨國所定義的國族,使個別民眾顧慮到群眾壓力而不敢做出敵對黨國的事。國民黨在取得政權後,由於蔣介石始終無法信任民眾,對群眾動員就不若北伐期間積極。然而共產黨卻持續推行這種由黨國寫好劇本的「民主」,甚至以「新民主主義」的旗幟吸引渴慕自由民主的知識階層支持。在中共取得政權後,黨國則是以拉一派打一派的方式,動員民眾的力量鞏固威權。
簡而言之,中國特色的民主,強調的是黨國體制透過集體動員,要求民眾積極參與公共事務,集合眾人的力量達成黨國訂下的政治目標。他們認為黨國之目標,是由民眾之集體力量達成,因此黨國專制仍稱得上是民主的體現:但民眾在這場強調「民主集中」的「民主大戲」中,雖然人人都可以粉墨登場,卻不得不遵照黨國預先編好的劇本演出。而黨國眼中的民眾,並不是由自由的個體組成,而是集體意志的彰顯:而這個群體如何組成,也是建基於黨國的定義。而地方的民主,也必須按照黨國的意志執行,民眾必須受地方黨部指揮,地方黨部則必須聽命中央。地方黨部若有自己的主見,就是山頭主義;地方民眾若有自行其是的意欲,就是反黨叛國的分離主義。而在黨國眼中,民眾是否愛國,並不取決於其文化認同,而是視乎他們有否接受先鋒黨的領導。
但在香港前途談判期間,中共為求爭取香港民眾支持中國取得香港,就提出比以往寬鬆的愛國定義。他們訴諸文化認同,提出香港人不須擁護共產黨,只要贊同中國對香港的主權主張,亦可算是愛國的香港同胞。鄧小平於1984年10月3日會見港澳人士觀禮團時如是說:
只要站在民族的立場上,維護民族的大局,不管抱什麼政治觀點,包括罵共產黨的人,都要大團結。希望香港同胞團結一致,共同努力,維護香港的繁榮和穩定,為1997年政權順利移交做出貢獻。
而為了統戰香港的自由派,中共甚至暗示在取得香港後,將會推動「民主回歸」。國務院總理趙紫陽在回覆香港大學學生會的信函時,讚揚學生支持中國取得香港的立場,並承諾讓香港享有民主。他於覆函中表示:
我很讚揚同學們基於自己的責任感對祖國恢復行使香港主權、維護香港穩定繁榮所表達的真誠意願⋯⋯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是我國政治生活的根本原則。將來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民主化的政治制度,即你們所說的「民主治港」,是理所當然的。
但是中共理解的民主,顯然不是香港人所理解的民主。中國模式的民主,著重的是以團結為力量的集體參與,而非人人均等的決策權。對中國來說,香港最能夠「貢獻祖國」的特點,乃是其資本主義制度。中共根據馬克思主義的教條,認為商界乃香港社會最重要的力量,與此同時他們亦希望香港商人投入資金支持中國的經濟改革。亦因如此,中國在與英國簽署聯合聲明後,就與爭取民主自治的的自由派疏遠,並與商界組成不神聖同盟,在政制改革議題上改採保守反動的立場。
兩種民主觀的對壘
英國在香港前途問題談判接近尾聲時,就像以往撤出其他殖民地那樣,以民主化為解殖做好準備的計畫。殖民地政府於聯合聲明簽署後的1984年末推出《代議政制白皮書》,不料如此就觸碰到中共的逆鱗。中國認為英國是在搞小動作,是想要在主權移交後以另一種方式延續對香港的影響力:在中共的立場看,民主化進程必須由黨國主導,而中共中央在主權移交後必須能夠對香港全盤控制。相等於中國駐港大使的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怒斥英國「不按本子辦事」,要將香港變成「獨立政治實體」。許氏於1990年代如此憶述:
這些「懼共」、「拒共」、「反共」情緒,在香港社會瀰漫著。相當多數港人開始希望英國人不要走,中共不要來。後見收回香港已成大勢,又希望英國人多留一點時間;或中國收回香港後,中共不要直接管理,仍由英人管治,或港人自治,以至「國際共管」。
後來,港英政府公開打出「代議政制牌」,「港人治港」又增加了「民主拒共」的內涵──以香港民意為基礎抗拒中國對港事的干預。中英開始談判以來,港人一直希望自己能參加,影響兩國談判,爭取有個好的前景。
英國在談判鬥爭中,採用的「三腳凳」、「民意牌」、「代議政制」等策略,我認為,是英國基於前述港人的情緒,並加以利用;既贏得港人的信任,打擊中國在港人中的形象,又可以增加在談判中討價還價的籌碼。中英在談判鬥爭中,「針鋒相對」,勢所必然。
在1987年4月16日,鄧小平會見基本法起草委員會香港代表時,重申於1997年主權移交後,香港實行的不能夠是西方標準的民主,而必須是符合「中國國情」的民主。他指出:
過去我曾經講過,基本法不宜太細。香港的制度也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我們大陸講社會主義民主,和資產階級民主的概念不同。西方的民主就是三權分立,多黨競選,等等⋯⋯但是我們中國大陸不搞多黨競選,不搞三權分立、兩院制。我們實行的就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院制,這最符合中國實際⋯⋯對香港來說,普選就一定有利?我不相信⋯⋯即使搞普選,也要有一個逐步的過渡,要一步一步來⋯⋯
鄧小平更強調香港的自治,不能妨礙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
不要以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來管,中央一點都不管,就萬事大吉了⋯⋯如果中央把什麼權力都放棄了,就可能會出現一些混亂,損害香港的利益。所以,保持中央的某些權力,對香港有利無害⋯⋯但是如果變成行動,要把香港變成一個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對大陸的基地,怎麼辦?那就非干預不行⋯⋯
希望香港能進一步民主化的各界人士,於1980年代中組合成民主派,他們期望立法局能於1988年開放部分議席予全民直接選舉,並以議會全面普選為終極目標。他們亦積極參與兩個市政局及區議會選舉,部分民主派亦以專業身分參與1985年立法局間接選舉。殖民地政府於1987年發表《代議政制發展檢討綠皮書》,民主派與反民主的共商同盟正面交鋒,一邊積極走到社區宣導民主之善,另一邊卻花大錢買廣告抹黑民主為混亂之源頭。然而,最終頂不住壓力的卻是殖民地政府。最終政府動用誘導式民調,刻意誇大反民主的民意,使八八直選的美夢完全破碎。事件大損殖民地政府的威望,使之被民眾嘲為惟北京馬首是瞻的「跛腳鴨」,在那幾年社會信心直插谷底,數以十萬計的香港人灰心地遷往他邦。不過,即使中國多番阻撓香港的民主進程,民主派此刻仍然嘗試和中共保持友好關係,直到1989年那個暑熱的夏天。
在1989年春,北京學生為悼念開明派的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紛紛前往天安門廣場。他們很快就將運動的焦點放在自由民主的追求。香港人見北京學生克服種種困難,都不惜一切追求自由夢,因而深深受到打動。在民主派人士牽頭下,逾百萬計的香港人走上街頭,全情投入地聲援北京的「愛國民主運動」。可惜中國當局早就把抗爭定性為顛覆政權的暴亂,並於6月3日夜間出兵血腥屠城。香港民主派積極幫助學運人士逃出中國,亦繼續聯絡滯留國內的異見人士。為此中共與香港民主派全面決裂,並將他們定性為「反中亂港」的顛覆分子。
六四慘案為香港政局帶來空前的危機,香港人於6月4日凌晨哭紅雙眼,在電視屏幕上見著冷血的中國軍人殘殺手無寸鐵的民眾。更令香港人坐立不安的,是當日下令殺人的殘暴政權,在8年又26日後就會變成香港的新宗主。殖民地政府為挽回香港人之信心,決定落實名為「玫瑰園計畫」的大型基建工程,當中包括把機場從啟德遷到赤鱲角現址。然而,中國卻指責殖民地政府想要在主權移交前耗盡香港的財政儲備。最終經過多場祕密談判後,英國首相約翰.梅傑於1991年11月訪問中國,與國務院總理李鵬簽署《新機場諒解備忘錄》。梅傑是六四慘案後第一位出訪中國的西方國家領袖,如此使他飽受輿論攻擊。而蘇聯於1991迅速崩潰,使英國擔心萬一共產中國亦步其後塵,英國或會於歷史上留下與極權帝國勾結之污名。梅傑於北京受辱後,決定為光榮撤退改變固有政策。他不再信任外交部中主張對中溫和的中國通(Old China Hands),並於1992年中派遣曾任保守黨黨主席的親信彭定康為最後一任港督。
彭定康履新後,即以改革者的姿態革新殖民地政府的管治風格。他擺脫以往殖民地總督的超然姿態,反倒像民選政治人物那樣走進社區、面對傳媒。彭定康於任內推行公共服務改革,嘗試增加公營服務之透明度、促成問責,制定服務承諾,亦增加了社會福利、醫療和教育的開支。此等改革雖然為民眾的生活帶來實質上的改善,卻招來中國方面的質疑,認為彭定康想以公共服務為幌子榨乾殖民地政府的財政儲備,最終只是想令香港「車毀人亡」。
但彭定康令中國最為不滿的,是他提出要把香港政治制度盡可能民主化。《基本法》規定於主權移交後,立法會中直接選舉的議席雖會逐步增加,但仍有一半議席會由以專業界別及工商界為主的「功能組別」以間接選舉產生。《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規定香港政制須待2007年後方能進一步改革,而且改革案要獲得三分之二的立法會議員同意,並獲中國人大常委會批准方能實行。而中國方面亦認為民主只是參與,不是決策,亦因如此香港政治制度必須著重各階層的「均衡參與」:也就是說,被中國視為香港資本主義制度棟樑,又與中共關係良好的商界精英,雖然是只佔人口少數的優勢階層,卻必須能夠在議會中佔較大的份量。彭定康卻善用《基本法》的漏洞,擴大「功能組別」的定義,於1995年立法局選舉引入九個具廣泛選民基礎的新「功能組別」,變相增加議會的直選比例。
中國認為彭定康的政治改革方案,既不合「均衡參與」的中國式「民主」原則,亦無視中國於1997年後對香港的絕對主權。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魯平為此大動肝火,怒斥「彭定康方案,我們叫『三違反』,既違反聯合聲明,又違反《基本法》,又違反中英達成的協議。香港若成為政治城市,這將是香港人最大的不幸!」他甚至表示:「彭定康先生將來在歷史上,要成為香港的千古罪人。」中國延續以往的陰謀論邏輯,認為英國意欲於撤出香港前設下陷阱,甚麼將之與英國於19世紀的帝國主義擴張相提並論。比如中共政治局常委李瑞環,就於1993年3月質疑:
哪有由外國人用槍炮,佔了別國的地方,給別的國家的人講民主⋯⋯民主應是那裡的民來主⋯⋯你應該走,民主應該是這樣的吧,因為你不是這兒的人。
英中兩國於1990年代初的祕密談判中,曾協議讓殖民地時期最後一屆立法局,在1997年7月1日以「直通車」的方式自動成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屆立法會。但如今中國因彭定康政改方案的緣故,不肯繼續承認立法局的合法性。與中共鬧翻的民主派亦以「民主反共」的姿態,於1995年的選舉在地區直選取得61.1%的選票,並因單議席單票制的放大效應取得85%的直選議席。雖然商界和親共派能在間接選舉取得優勢,民主派仍剛好能取得逾半議席。在1995年至1997年之間,民主派運用其多數優勢通過多條保障民權和勞工權益的方案,並以私人條例草案打破殖民地制度行政主導的慣例。民主派議員亦以其薪金和津貼,資助林林總總的社會運動,使香港公民社會能於1990年代急速發展。中國因此懷疑英國正與「反中亂港」的勢力暗通款曲,使香港隨主權移交成為顛覆黨國的特洛伊木馬。最終中國決定撕毀先前的「直通車」協議,並以「另起爐灶」的方式建立1997年後的政治體制。
中國於1994年12月宣佈落實成立臨時立法會,並於1996年1月成立籌備工作委員會。這個委員會除了負責挑選臨立會議員,亦會制定推選委員會的成員名單:推選首屆行政長官及1998年立法會部分議員。這個委員會的成員皆由北京委任,亦因此以商界人士及親共派為主,並以「自己選自己」的方式於1996年12月選出臨立會。而除了民主民生協進會的馮檢基、廖成利、羅祥國和莫應帆之外,其他議員不是商界人士就是親共派,這等同變相於主權移交日褫奪大部分民主派的議員資格。臨立會成立後,即決議推翻立法局於1995年選舉後做出的決議:當中最惹人爭議的,是恢復舊版《公安條例》的決議,使警察能以任何理由反對民眾的自由集會。除此以外,臨時立法會亦廢除多條保障勞工權益的新法案。
彭定康意圖通過《基本法》的灰色地帶推動民主進程的努力,最終也不敵1997年7月1日的大限。在那大雨滂沱的黑夜,隨著米字旗徐徐落下、五星紅旗冉冉升起,中國也宣告於這場兩種民主的戰爭中獲得勝利。在主權交接儀式的會場,原為非法組織的臨時立法會水鬼升城隍,其議員在衣香鬢影下宣誓就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失去議員資格的民主派議員,則到立法局大樓的陽台上向民眾發表演說,矢志要於未來重返議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