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記
這本自傳是一九六五年家父四十二歲時撰寫的,當時,家父自知這樣的作品不可能在台灣發表,試圖日後在日本發表才執筆寫下的。
然而,家母和伯母認為「家醜不外揚,此時發表自傳,年紀尚輕」而強烈反對,以致未能完成。可以看出,面對國民黨和中共恫嚇從不退怯的家父,遇上這兩個人也不敢違逆。
從那之後,這些文稿始終深鎖櫃中,這次承蒙前衛出版社好意,才使得它重見天日。我想,台灣有那一刻的來臨,最欣慰的莫過於九泉之下的家父吧?
這些文稿幾乎都是草稿,有些部分屬於小說的體例,儘管我們盡量不損及原文,但在編輯上仍費了很大的工夫。編輯作業由家母(雪梅)、王育德的女兒(明理)及孫女(綾)執行,由於我們三人缺乏實務經驗,未發表的文稿又是以日文寫成的,突然要以漢文版的形式出版,超乎想像的耗時費工。我們先把家父不易判讀的草稿複印了三份,然後逐字逐句核校,彼此交換心得,耐心地重閱了三次。
核校後的文稿依序寄給譯者,再由譯者譯出傳至前衛出版社,待我們整理至最後篇頁時,倏忽已過了半年。
編輯過程中,祖孫三代也有意見齟齬之處,有時是祖孫二人串成一氣,有時是我們母女說服家母,不一而足。儘管如此,工作空檔茶敘一番時,思及祖孫三代能共同編輯王育德的文稿,感到無比的喜悅。
幸運的是,此次請到住在京都的吳瑞雲女士翻譯,她對我們繁瑣的叮囑從未面露慍色,總是戮力完成,再次向她致謝。
這本自傳只寫到王育德逃出台灣即告結束,或許讀者會覺得意猶未盡。其實,在那之後,家父留下許多小說(未發表)、筆記和日記。不過當事人已然去世,要以自傳的方式發表,多少有些困難,此刻我正以此遺稿撰寫家父逃亡後的續篇。
家父離開他深愛的故國台灣,在逃亡之地的日本結束一生。在他於異鄉重新開始的生活中,日本是讓他得識諸多知己、當上大學教授受到社會敬重,完成許多工作的國度。他在大學任教之外,最主要的工作是推動台灣獨立運動、研究台語、為台籍原日本兵的補償問題奔走。家父雖然身在日本,仍一日未忘情於台灣,他要特別感謝日本社會對他從事台灣事務的包容。
家父二十五歲離開故鄉後,始終以台灣人自豪,不斷思考台灣的將來。
到底是什麼力量使他如此深愛著台灣呢?祖國和故鄉對人的意義何在?讀者若能從這本自傳中,透過王育德的青少年時代了解無可替代的台灣的獨特歷史文化,我將與有榮焉。
自傳和【王育德全集】出版在即,我要感謝前衛出版社林文欽社長和邱振瑞先生。家父若知道他們蒐集他散佚的文稿,即使是艱深的日文文章,仍委託專家翻譯,極具耐心地編輯,終有【王育德全集】呈現在台灣人面前,不知會有多麼高興。在此,由衷致上我們家族的謝意。
最後,我也要藉此篇幅向黃昭堂先生深深致謝,家父亡故之後,他仍關照我們母子並提供諸多建言。
王明理
二○○二年春
(邱振瑞譯)
內容連載
不為人知的「三月大屠殺」
終戰後僅一年半,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以台北市民的蜂起為首,在數日之間擴及全島的台灣人大暴動,其中一大原因即是異常的通貨膨脹與隨之而來的台灣人生活的急遽窮困。
戰爭結束後,統制令沒有了,誰都認為台灣特產的米糖鹽木材等生活必需品應該綽綽有餘。但此時不僅物資少得令人無法相信,價錢也高得難以想像,而且每天不斷翻騰。理所當然的,眾人會打從心底憤慨。在台北市,有錢也買不到東西的日子持續著,甚至還發生掠奪事件。
另一方面,看都沒看過的化妝品、雜貨等奢侈品從上海不斷湧進,在櫥窗中嘲笑著台灣人的憨直與貧窮。不看這些櫥窗還好,中國人的大人物們乘坐轎車、自用三輪車,一家人講著聽也聽不懂的話,邊說邊走進去,過一會,手上抱著這些東西從店裡頭走出來。看到這樣的光景,不論誰都會禁不住脫口罵道:「畜生!」無不忿恨握拳。原本恬靜安穩的街頭也呈現山雨欲來的景象,彷彿整個世間都變了樣似的。
在台北開始的二二八事件,台灣人爆發了他們的積鬱,看到中國人就予以毆打,湧入平常就看不過去的貪官污吏家中,把家當器具或現金拿出來燒毀等等。
二二八事件的消息稍後也傳到台南。三月二日正午,報紙刊出號外報導台北情況。台南市民充滿緊張與興奮。入夜後,青年們襲擊各派出所,警察們丟下武器。三日召開市民大會,決議支持台北市民、省政全面改革、市長民選等。
與外省人有小衝突發生。弟弟們也帶著武器,說是要參加在鄉下的戰鬥就出門了。三月四日,我來到大正公園看看。在這一帶,原來的州廳、州參議會館、警察署、消防署、測候所等等建築物都被市民占領了。多數市民興奮地來到街頭,中國人的蹤影完全消失,街上只聽得到台語和日語混雜的聲音。
「自由平等!」
「打倒貪官污吏!」
是用台語喊出的振奮有力的口號。只聽得見日本軍歌,沒有台語歌。我再三在心中希望唱出台語歌。